A42 BOOKS·阅读·小辑 编辑 徐夏 美编 高爽
拜访多丽丝·莱辛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撰文 方军 翻译 这是伦敦一个明亮、清新、寒冷的日子，属于冬季中最好的那种天气，似乎预示着春天即将到来。但是从日历上看，现在已经是春天了，这让人轻易地有了这样的期待：一切都已盛开，树上长满绿叶，阳光强烈，可是还是冷得出奇，就好像时间永恒地延宕着。沿着伦敦kiburn区的Shoot-Up山行走，我注意到人们嘴里哈出白色的雾气——这可是在五月中旬啊——和往常一样，我感到有些惊慌，因为主干道上的忙碌热闹，因为的士、闪闪发亮的红色双层巴士以及私家车辆组成的连续不断的长龙，也因为与这一切同在的安静。真是想不到啊，既没有喇叭声，也没有喧闹声。数量如此巨大的人流呆在一小块地方，却看不到明显的互相干扰，甚至都没有明确地表现出拥挤来，这常常会让在伦敦的美国人感到迷惑。通常的情况是，在热闹的道路上走上一分钟就会让人绝对地安静下来。在格林公园，有一种牧歌式的不可能性存在——这里距离一边的皮卡迪利大街和另一边的商业区都只有几秒钟的脚程，但却明确无误地像是乡村，甚至闻起来也像是乡村。多丽丝·莱辛的家离开Kilburn大街只有几百码，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安静与私密，周边环境也僻静得好像农家小院。她住在Kingscroft街边一栋美观、坚固的三层小楼的顶楼，这条街短而弯曲，两边都是些独立或半独立的楼房，用砖墙或石头墙护卫着花园。空气中有一股新刈割过的青草的芳香，满眼所见花朵繁盛、树叶葱茂，与寒冷的天气颇不协调。走上楼，莱辛女士迎我进屋，用作饭厅兼工作室的大房间可俯瞰一院子的树，细嫩的树叶正被阳光照亮。 这是一个特别宽敞的房间，一边是一个宽大的窗台，放有几盘小植株，另一边是一个阔大的写字桌，堆满了书和纸。按照伦敦的标准来看，这个公寓面积相当大，非常宜居，放满了莱辛女士自己的家具、地毯、枕垫，还有许多书架与书桌。 多丽丝·莱辛直率而女人味十足，非常有魅力。她那开始变白的黑色长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圆髻，她的脸瘦长迷人，和我一直以来看到并仰慕已久的那些照片上的脸一模一样。与她面对面，这几乎让我感到眩晕——当然不是真的晕倒——在这个完全清晰、自信、亲切的女人面前，我觉得自己变得透明。我一个小时前就到达Kilburn，只为了四下里走走，看看她住在一个什么样的社区；现在，最终见到她，我惊讶于彼此之间的距离是多么容易穿越。毫无疑问，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有些心醉神迷。 我问及她最近一本书——非同寻常的《堕入地狱简况》(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在英国的反响。“理解得最到位的是年轻读者。”她说。 《堕入地狱简况》是一本“内在空间小说”(按照莱辛本人的分类)，对于“衰老无用”的灵魂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同情。它记录了一个古典文学教授的崩溃过程，他体验到一个幻想的、充满原型的、由神话与戏剧组成的世界，他在精神病医师手中接受的常规治疗，以及他随之康复后进入的卑鄙、狭隘、自我否定的“健全”世界(多么有讽刺意味！)。作者在后记里做出了一个有趣的论断：“拥有特殊感知能力”的人被定义为不正常，这是当下常规的医学从业者之唯一可能的反应。我问莱辛女士，她是否认同罗纳德·拉英的作品，他与她的观点很相似。 “是的。我们都探索了精神体验无法被归类的现象，被常规世界视为疯狂的心理上的‘突围’。我想拉英一定非常有胆量，敢于从内部质疑他所从事的专业的基础假设……在美国，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思在《生产疯狂》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也采取了非常革命的姿态。” 莱辛女士知道很多人明确体验过“神秘”的洞察。在《金色笔记本》这本打破常规的书出版后，她收到很多呆在精神病院或在接受常规精神病治疗的人的来信，但是这些人在她看来，并未真正有精神上的不正常，可以说，完全没有“病”。 我问她，“神秘”和“幻想”这两个词是否不会产生误导，这种体验是否不太自然——或者说，正常？ “不会误导也没啥不正常，我就是这么想的。”她说，“除了那些被告诫不要说它们的人。人们不敢承认那些非同寻常的体验，害怕因为这种体验不能纳入适当的范畴而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 我问了莱辛女士一个我在自己的写作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她是否感到，在小说中，或者，在任何意图与广大读者进行自然主义的沟通的文体类型之框架下，传达出“神秘”体验的感觉是极度困难的事？她表示同意，说至少在英国，批评家们倾向于拒绝承认与他们意见不一致、无法容纳在通常反应中的观点。 多丽丝·莱辛最新的两本书《堕入地狱简况》和《四门之城》将“神秘”体验与日常生活结合，表明我们的社会中明显病态的(从法律意义上看，有精神病的)成员实际上可能只是与一种更深刻、更诗意、更人性化的现实产生了接触，这种观点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两本小说差异甚大，会令许多聪明的读者也感到困惑。当我为了给《星期六评论》写书评而第一次读《四门之城》时，我对作者的大胆破格感到震惊，莱辛将一位自然主义的女主角置于自然主义的环境中，令她服从于非凡的体验，不仅活动于当前的时代更活动至未来——书一直写到20世纪结束时她的死亡。我不记得以前看过类似的书。这本书是由5本书组成的系列中的最后一本，也是更加不循常规的一本，该系列由发表于1952年的《暴力的孩子》开始，叙述了一个具有明显自传色彩的女主人公Martha Quest的一生。 我问莱辛，如果她继续这种心灵的探索，那她眼下正在写的是什么。但是她回答道，没有。她刚刚完成的小说也许会被认为是稍许“退化”了，在书中，她关注的是一个女人因为婚姻破裂而整个生活突然空虚得毫无意义，“书名是《黑暗之后的夏天》，书中的女人因为失去丈夫而垮掉，就像我所见证过的许多女人那样垮掉。”莱辛说，她自己的婚姻并不很“长久”，也没有长久地影响她，但是一个女人的生活完全被其婚姻所限定，这种现象一直令她感兴趣。再往下，她正计划写的是一个短篇小说的集子，美国版本叫做《Jack Orknay的诱惑》，英国版本叫做《正在离婚男人的故事》。 到目前为止她最后一次去美国是在1969年，在几个大学做了许多讲演，还碰到了库尔特·冯内古特，“我和这家伙关系很好”，她极度欣赏他的写作。这令我相当吃惊，因为对我而言，多丽丝·莱辛的作品比冯内古特的有着多得多的充实的、“文学性”的特质。但是他们对社会之疯狂、之自我毁灭的倾向有着相同的关注，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她的热情。莱辛认为他真的很棒，她说曾听说冯内古特打算不再写作，这令她感到沮丧——不过我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她还提起《5号屠场》，认为这是他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本书。 相比之下较少令我吃惊的是，莱辛觉得自己与诺曼·梅勒有一种亲缘关系，相信他因为《北非之岸》(Barbary Shore)和《鹿苑》(The Deer Park)而遭遇的批评非常不公。“那都是好书，”她说。我提到，关于梅勒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他对于自己生活的时代之完全的认同，他意图从根本上影响时代意识的努力，他将自己戏剧化为这个时代及其矛盾之精神代表的欲望，还有明确存在于其写作中的使命感——有时候，这些相对于其作品的美学特质是附加性的。我说，“在开始Martha Quest系列的时候，也许你还不知道它会怎样结束；而有认同感的读者，追随着Martha的生活，也不得不和Martha一同转变。”出于可理解的原因，莱辛女士对她自己的作品保持了沉默——也许是我的热情令她有些尴尬，尽管我没有告诉她，她觉得自己的作品也许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这一感觉是多么的错误！单单一本《金色笔记本》就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年轻女人的意识。还有哪些人她觉得有亲缘关系的？她提到了索尔·贝娄，D.H.劳伦斯当然在列，另外还有非洲作家纳丁·戈迪默。 莱辛女士的美国出版商是Knopf出版社，她的编辑是有名的Bob Gottlieb，她很欣赏他的工作，认为他是个极好的编辑，在他离开Simon and Schuster出版社后也随之转移了阵地。他帮忙安排了她的系列讲演。我问她，通常对自己的写作及其公众反响是否感到满意。奇怪的是，她的回答是，她有时不得不强迫自己写作，因为她经常被这整件事儿“全无意义”的感觉压倒。我又问道，她说的是，她自己的写作有时看来是无用的，还是，文学在社会中的角色是无用的。 “我想，每个人都是怀着通过文学改变社会的想法开始的，”她说，“于是，当一切都未有改变的时候，他就会有挫败的感觉。但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仅仅是，为什么一个人会感到自己可以改变社会？改变任何事情？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得继续下去。” 我告诉莱辛女士，她的写作已经发挥作用改变了许多个人，而这些个人，尽管表面上是孤立的，但实际上却组成了社会。在我看来，她自己的写作，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强化了某些重要的同时代作家(非文学性的)的写作，也为他们的写作所强化，这些人包括罗纳德·拉英，马斯洛，巴克明斯特·富勒，巴里·康芒纳，还有许多别的批判这个“自我毁灭的社会”的人。 “然而有些时候，一个人仍然会怀疑文学的前提条件，”莱辛女士说，“有任何东西改变了么？有任何东西将会改变么？美国人对越南战争的大声的抗议，是否带来了任何真正的改变？” “我想，有改变，有观念的转变。”我说。 莱辛女士谦逊地接受了我的意见，但是很明显，她并没有分享它。她继续说道，她感觉自己和当前的写作有些脱节，因为她固执自我，不肯追随写作潮流。她问及我欣赏的英国作家。我说自己非常喜欢奈保尔的《自由的国度》时，她同意奈保尔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但是，我感觉不到对他的亲近，没有那种我在像冯内古特的作品中体验到的认同感，尽管他写到了我非常熟悉的非洲。” 当我离开莱辛女士的公寓走下山坡前往地下车站的时候，我感到一种甚至更强烈的非现实的延宕之感。对我来说，这是生命中一个神秘的悖论，真正的有天赋者，预言性的“天才”(一个不可原谅但却必不可少的词)却无法理解自身以及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实际上，很少有人像叶芝一样自我认可、自我定义，他似乎不仅与其创造性的生产力，也与其命运达成了相互的谅解。多丽丝·莱辛，这个我与之相处了两个小时的温和热诚、泰然自若、无比有趣的女人，还不知道她是多丽丝·莱辛。 然而，我想对她来说，不知道也不猜想《金色笔记本》(早于也取代了一切“妇女解放”著作中哪怕是最精妙成熟的作品)对我们时代的年轻女人来说意义何其重大，这是自然的。她的许多短篇小说技巧纯熟，以一种绝非自觉也未经精心设计的方式，将那些最隐秘最警戒的私人生活阐释得如此美妙。她无法判断，《四门之城》这本很显然她写得很艰难的书将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观念，不仅让我们意识到日益逼近的生态危机和社会的自我毁灭的疯狂(这社会将其批评者称之为“疯狂”)，也意识到小说自身开放的形式上的可能性。莱辛女士的作品致力于改变我们对生命和自我意识范围的期待，绝非浅薄的试验品，而是有着深刻的探索性的实验价值。 她的书，特别是Martha Quest系列、《金色笔记本》、《堕入地狱简况》都描述了灵魂的进化历程，读者在阅读时某种程度上也产生了变化。我想，没错，我们最伟大作家的影响都会推迟，我们需要时间来理解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多丽丝·莱辛拥有一种独特的敏感性，她出于本人的强烈体验与自身的主体性而写作，但同时也写出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这是一种天赋，我们无法分析，只能赋之以荣耀。 南都周刊稿件，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电子报编辑：夏之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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