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中的斗争与文明

 

　　无论是2年前肇始激荡至今的社保案，还是刚刚平息的频繁人事变动，上海总是很容易成为舆论的微妙标的，甚至一部电影一座高楼，也会引发一场不期而至的热议。在这一背景下，围绕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争议，在过去一年间成为一场网民的狂欢和媒体的盛宴似乎更是无可避免。
　　处在漩涡中心的，是这套“短命”教科书的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尽管苏一直以比这个城市还要低调的姿态来应对媒体，但这一年来，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一年前，教科书修改风波骤起时，苏强调他主导的教科书修改“只是改变而不是政变”，谴责外电报道断章取义，痛斥批评者都没看过教材，只是在已然歪曲事实的新闻上再想象问题；一年后，这个6年前通过竞标上岗的上海历史教材教改编写组主编，悄悄辞去了这个曾经获得专家组全票通过的职务，然后不再发一言。
　　被他批评过的《纽约时报》记者周看，一年前还愿意在博客上对报道做出小心的辩解和回应，一年后对教材停用和主编辞职的现状，已经只能表示震惊和遗憾。外媒的一则普通报道，居然会引发如此严重的连锁反应——即便在这个著名媒体的资深记者看来，也是个令人费解的事情。
诚如一位著名时评家所言，“一本强调文明史观的历史教科书被突然废止，本身也成为了文明史上的一个事件。”迄今为止，相关报道讲述了该教科书兴废的前后经过，但在关键步骤上语焉不详。
　　一个后来被媒体报道出来的事实，被公认为是导致沪版历史教科书停用的原因。2006年10月，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简报中刊登了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7位北京历史学家对于沪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批评意见，结论认为：“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意见还认为，“上海版历史教科书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据悉，这些历史学者还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上书有关部门，要求上海地区立即停止使用这个新版教材。
　　但在上述事实之后，另外一位权威人物，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组组长、教育部中学《历史》课程改革主持人朱汉国又对媒体如此表态：“苏智良那版教科书没有政治问题，只是有些学术上的问题，是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的。有些批评拔到政治上来讲，跟意识形态扯上边，这个是根本没有必要的。”
　　即便到现在来复盘，这两个看上去如此矛盾的声音也会令人心生困惑，而这不过是此前网络上对立声音的集中体现。
　　早在2006年初，反对者之一的张海鹏，曾多次就历史教科书问题发表强硬看法，其核心观点是教科书实际上代表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因此并不等同于学术研究。而在众多反对意见中较早站出来质问的，则是旅加学者陶短房。在《纽约时报》报道前的好几个月，他就已经表示“一套没有历史年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迹的历史教科书”，到底想给青少年传播怎样的历史观？如此，沪版历史教科书不仅是在“阉割历史”，而且是“取消历史”。他表示要“为文天祥捏把汗”。
　　对这种反对声音颇不以为然的代表人物是沪上学者朱学勤。朱高度赞誉，新版教材最大的贡献是用文明史观代替了斗争史观，并强调需要多视角对待殖民史。朱认为，在中国，这场关于历史教材的改革迟早要来，而先选择在上海进行也几乎是顺理成章。因为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其文明发展呈梯度推进，总是东部、沿海先进入文明，然后逐渐影响到中部，中部再影响到西部。另一位支持者、上海传媒界知名评论家鲁宁甚至认为，透过新版历史教材，他读到的不是上海擅作主张，而是中国要加快教改的决心。
　　显而易见，朱学勤的声音招致了反对派的反击。翌年二月，一位解放军中将在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将反弹的声音放大到了极致。这位名叫李际均的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认为，历史课本就是要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社会意识形态应当由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有道德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来主导，而不是由轻浮文人、庸俗的搞笑媒体和崇洋媚外分子来主导。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要百倍惕厉警醒而不能“文恬武嬉”、空谈误国；不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单方面“裁军”。
　　这场论争此后陷入了漫长的冷场期，直至今年9月，媒体突然获知争议中的沪版历史教科书被宣布作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段时间里，究竟是哪些直接因素促使行政当局遽然做出这个决定。两个关键的职能部门，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委也都未就此事做出正式的解释。
　　自由学者傅国涌在博客上留下一篇短文向短命的沪版历史教科书“致哀”，感叹它死于“行政力量和习惯思维的强大”；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则在《新京报》上著文质疑扼杀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程序正义何在，感叹在主政者普遍患有“海外媒体过敏症”的当下，总是“做事艰难坏事容易”。
　　与此同时，反对派则庆幸这样一套“抹煞了历史、势必造成极其恶劣影响”的教材终于被封杀了，陶短房甚至认为“哪怕我们一辈子只干成这一件事，百年之后，也可瞑目而无愧于心了”，因为“学术自由理应尊重，但任何人都不能为了兜售自己的自由，而剥夺了数万学子了解、学习、思考、认同或不认同的自由”。
　　在另外一篇广为流传的网文——《必要的反击，看上海停止使用“文明史历史教科书”》里，一个叫云淡水暖的作者则欣慰“新的上海领导做得正确”，停用教材是“对淡化意识形态、淡化斗争历史思潮的反击”。他考证修订这套教科书的时间段是1998年到2006年，正好是上海市前领导人“边腐败边发迹”时期。
　　争论不止是在上海。在沪版历史教科书被停用以后，已在北京投入使用的岳麓版历史教科书因将“一战”、“二战”排除在必修课之外，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而海峡彼岸的历史教科书“去中国化”变革，更是激起巨大反响。
　　诚如朱汉国所言，“历史教科书在中国是个敏感问题，容易引起争论。”历史对中国人而言，几乎是准宗教。中国人总是习惯于从历史中寻找人生的坐标以及处世方式，一个符合逻辑的商业现象就是中国的历史类读物市场最广——一个网络上浮现出来的民间历史写作者“当年明月”的四本历史通俗读物，卖了近100万册。
　　在另外一位同样是民间历史写作者的“十年砍柴”看来，正因为历史教科书那样无趣，那样千篇一律，充斥着官方设定的结论，然后用枯燥的名词和事件证明，就等于为他们这些民间历史写作者让开了大道。
　　“但凡历史教科书生动一点，活泼一点，多元一点，易中天不可能那样牛，我和当年明月等玩票人士，更不可能出头。”这位历史读物畅销书作者如是讽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