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瓦尔泽：我用我的良心来说话

 

 

　　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1927年3月24日出生于德国南部与瑞士和奥地利交界的博登湖畔的瓦塞堡。十一岁时父亲去世，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母亲的餐馆里帮工。1944年应征入伍。1946年至1951年在雷根斯堡和蒂宾根大学攻读文学、历史和哲学。1951年以研究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其后，在斯图加特任南德意志电台、电视台导演。1957年成为职业作家。

　　瓦尔泽曾获多种文学奖，其中有四七社奖(1955年)、黑塞奖(1957年)、霍普特曼奖(1962年)、席勒促进奖(1965年、1980年)、毕希纳奖(1981年)、荷尔德林奖(1996年)、书业和平奖(1998年)等。

 

老派的德国绅士
　　他站在庭院的入口处，歪着头看着我们逐步走近，然后用微笑迎接我们。几绺白发桀骜不驯地翘着，红润的脸膛上，锐利的眼神让人印象深刻。

　　是了，慕尼黑马尔森街78号，作家马丁·瓦尔泽的女儿的家。为了照顾我这个远道而来的陌生人，他特意将采访地点安排在了慕尼黑。

　　他侧身请我们进屋，举止合乎德国绅士的标准，不带丝毫想像中的知名作家的傲慢——在拜访他之前，多位德国友人在表示惊讶和祝贺的同时，也提醒我说，马丁·瓦尔泽不是一个那么和气的人，他很尖锐，别人也很容易激起他的反应。歌德学院的威廉·崔普(Wilhelm Trapp)甚至警告，千万别提2002年他的小说《批评家之死》引发的所谓反犹主义丑闻。

　　“说瓦尔泽是反犹主义者，纯粹是胡说八道！那场争论并不重要，只不过是媒体制造的一个事端罢了。”威廉说。

　　但我最终还是提了这个问题。马丁·瓦尔泽涨红了脸。他低头沉思，右手重重地叩着桌子，随后释然。“我在2002年的丑闻，是因为我使用了自己的语言，我根据自己的良心来说话，”他说。

以良知去思考德国的历史责任
　　对马丁·瓦尔泽，人们熟悉的是他的作家身份。自1955年从事写作以来，他获得了多个文学奖项，如四七社奖、黑塞奖、席勒促进奖、毕希纳奖、书业和平奖等。他的早期作品受到卡夫卡和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很快他就把目光转向对西德的现实主义观察。他甚至享受了其他德国作家从未有过的殊荣。一个雕塑家从他的小说《惊马奔逃》中得到灵感，于是在他的住处——博登湖畔的于林伯根替他塑了一尊风格怪诞的悬崖勒马的像。

　　但这尊塑像显然让瓦尔泽感到了难堪。“这是一幅讽刺漫画，石头做的漫画。我动员了我所有的宽容，让这事显得与我无关。”他涨红了脸，沉吟良久后摇头说道，“有人和我说过，塑像的材料不太好，我希望它很快毁掉。我妻子去市场买菜时经常路过那里，说一直有一个海鸥站在我的脑袋上。”
 

　　他同时还是德国政坛的风云人物。如同他这一代人的典型生活方式，1927年出生的马丁·瓦尔泽和君特·格拉斯都曾被征召入伍(17岁)，1945年被美军俘虏。“在这样小的年纪就被如此蛮横地强加以政治，这样的一代人是永远无法变回‘非政治’了。”从事德国知识分子研究的扬-维尔纳·米勒评价。

　　和左翼知识分子代表君特·格拉斯以及晚两年出生的哈贝马斯一样，瓦尔泽也几乎参与了每一场有关西德在政治上自我理解的论战，特别是有关“民族认同”问题的论战。但他从不随波逐流，而是以自己的良知去思考、承认德国的历史责任。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继而为他带来了诸多争议。

　　《批评家之死》引发的丑闻，其实是另一场更大争论——“瓦尔泽-布比斯论战”的延续。1998年获书业和平奖时，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他发表了如下获奖演说：“一次大战后严厉的‘凡尔赛和平协定’直接促使德国纳粹和希特勒上台，另外一种对待败者的方式也许会牢固民主。二次大战已经过去50年，不应一直纠缠过去不放，难道还让我们年轻无辜的后代一直为前人的过失背着黑锅，抬不起头来？奥斯维辛不应该被工具化，好比道德魔窟，阻碍自由灵魂思考。”听众席上，人们纷纷起立鼓掌，唯独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主席伊格纳茨·布比斯(Ignatz Bubis)夫妇沉默不动。事后，布比斯把瓦尔泽称为“知识分子的纵火犯”，随后又公开指责，瓦尔泽可能在他的“知识分子民族主义”中潜伏着一种反犹主义。

　　这场争论在德国持续了数年，许多知识分子和政要都卷入其中。它使德国关于二战罪行的讨论到达了一个决定性阶段，因为这不但涉及到复杂的“正常性问题”，也涉及到长久以来关于德国正常性问题核心，即犹太人问题。在德国战后60多年的历史中，犹太人问题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禁忌。

　　瓦尔泽此言，也是对君特·格拉斯的不点名批评。在公开场合，格拉斯不止一次地宣称：一个曾经犯下奥斯维辛罪行的民族，没有权利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而且统一会再次导致一场浩劫(根据他的解释，民族社会主义崛起的前提就是德国当年的统一)。瓦尔泽认为，这是格拉斯等左翼知识分子为了推进主观的、甚至是武断的政治立场而把奥斯维辛“工具化”了，事实上，两德分裂无关奥斯维辛，只是冷战的产物。
瓦尔泽和布比斯未臻和解，但两人最终都同意，关于奥斯维辛，可能是可以发现一种新的纪念性语言的。当然，对布比斯而言，这可能是指一种新的公共语言，而在瓦尔泽这里，它应该是一种坚持私人良知的语言。

　　锋芒如瓦尔泽者，席间也流露出与众不同的一面。《批评家之死》翻译者黄燎宇与他一见如故，回忆说“他幽默、风趣，充满活力，也非常可爱”，正与我的感受一致。他的日记有多幅插图，多为即兴而作。他不时指点一二，解释说，这是怀孕的胚胎在思考，这是小孩在滑雪橇的时候想当一个雪人……他的语言如同他的文字一样深思熟虑。

 

 

每一代人都充满了矛盾
《南都周刊》：您有不少书在中国出版，其中《梅斯默的想法》语言非常精彩，读起来就像诗歌一样。
瓦尔泽：20年之后还有一本《梅斯默的旅行》。(敲打桌子)说是一个愿望也好，一个空想也好，作为作家，总希望自己的语言能够模糊散文和诗歌的界线，集二者之长。

　　讲述小说是很美的事情。当通过一部小说能展示出某个特定时期整个世界的面貌，是一件非常令人满意的事情。《梅斯默的想法》和《梅斯默的旅行》这两本书深入发掘语言的瞬间，而且因为极为精确，它总是带着一点冒险性，即冒着可能不被读者理解的危险。

举个例子。《梅斯默的想法》第一句：在我发出的所有声音中，我自己的声音最为低弱。我的脸是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别人)进得来却出不去。这种句子就没有必要再用其他句子来解释了。

《南都周刊》：1957年，德国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尔斯基曾下过一个诊断，说你们是“怀疑一代”。因为你们这一代人曾经遭受“希特勒青年运动”的集中思想灌输，旋即又经历了1945年的总“崩溃”，所以本能地反对一切绝对的主张。你认同吗？

瓦尔泽：用极其专业的名字去命名不同年代的人是不可能的。每一代人都充满了矛盾，所以我不可能感觉得到我属于“怀疑一代”。

《南都周刊》：但正如人们说的那样，你们这一代人对历史总有一种责任意识。比如在《迸涌的喷泉》中你曾特别论及“以往作为当下”，有人说，这是针对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自传体小说的真实性提出的批评。

瓦尔泽：这样说太直接了。本书的第一句话比较难以理解：如果是站在当下角度讲述过去的话，不是他过去要成为的东西。他讲述过去，用过去的材料，讲述现在怎么看过去。按照这个说法，并不存在过去，只有现在。客观地讲述过去的事情，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幻象。通过电视又加强了这种幻象，比如通过纪录片。

　　过去包含在当下之中，但是人们不能像分离化学元素一样把它从当下中分离出来，它只能包含在当下中才能存在。这是两种存在的形式，只有这两种形式。人们都有一种回顾了解过去的欲望。

　　《迸涌的流泉》讲述1932年我5岁时的事情，我等了很长时间才写了这本书。开始写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想写的是1932年的故事。20年来我积攒着这种欲望，我写了很多日记，有很多事项都记下来了。这些事项的标题一直是我的妈妈加入党卫军。她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想讲述妈妈加入党卫军的过去。

　　1932年，我已经记不得妈妈的样子。我爸爸没有加入党卫军，爸爸当时说：“希特勒就是战争。”我的妈妈加入党卫军，就是把整个家庭生活维持下来了。以下这条经验是最重要的：我是出于对母亲的爱来讲1932年到1945年间的这段故事，这是我的动机。过去的这个故事在我的讲述中其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个爱母亲的孩子讲述的过去。总之，这就是我构思的过去。

《南都周刊》：所以说，现在讲述的过去，不是当时要成为的那个过去。

瓦尔泽：我现在谈这本书，这并不等于是在谈我写这部小说时的想法。那时虽然存在一定的动机，但还不是那么清楚。在写的时候，我不能决定我要写这个不写那个，我不需要成为我小说的独裁者。我现在谈论这本小说，就像在谈论任何一个东西，一件物品，这个东西是独立于我的。
1932年，我的妈妈在生意上很困难，我的爸爸没法帮助他，他只会弹钢琴。我们那时处境很艰难。我现在如果讲述我的母亲当时为什么加入党卫军，是在写完书以后，是事后的分析了。

　　写完书以后，最后我才可以这么讲。如果你们1996年或1997年来，那时这本书还没有完成，我不可能给你们讲，因为还在写。

　　写小说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感觉，一种动机，一种需要。但是，并不需要很清楚怎样来写。写作本身是创造性的，写作创造了小说。写作者需要的是一种基调，每一部小说也都有自己的基调，就像音乐一样。只要有这个基调，小说就会自然生成了。

《南都周刊》：您提到母亲加入党卫军的事，她对您影响很大？

瓦尔泽：我母亲因为生意的原因加入了党卫军。但她首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妈妈不是知识分子，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农村里对她来说只是一种能让生意好起来的机会。我妈妈有一个饭馆，当时有唱歌、体操等各种各样的社团过来，这种社团不是纯粹的业余社团，也有党卫军的人，有政治成分。

我没有说过为德国历史画句号
《南都周刊》：据我所知，关于二战历史您有许多独特的观点。1998年获书业和平奖时，您曾经提出奥斯维辛不能被工具化为道德俱乐部，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瓦尔泽：媒体把我的演说缩减成了几个关键词。我的演说是带着相当距离来处理这段历史的，是用我的良心说的。当时演说的目的是，媒体有一个处理德国历史的方式，而根据我的良心，不可能采用德国媒体的腔调来谈论德国的过去。我的良心，不可能给任何一个媒体，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教会。我的良心是由我自己来管理的。

　　他们有三到四个关键词，我用两个例子来说，一个是道德棒子，一个是为德国历史画句号。我没有说过为它画句号之类的话。这些话在德国媒体上时不时可以看得到，比如奥斯维辛是一个道德桎梏之类的话。我说的是：奥斯维辛不适合做道德的桎梏，被平庸地降低为道德桎梏。

《南都周刊》：您的意思是说，奥斯维辛有可能会被政治家利用？

瓦尔泽：是的。例如，很多知名作家和知识分子说德国分裂的状态必须保持，因为这是奥斯维辛的罪过。奥斯维辛被他们利用，被工具化。
举一个例子，德国前外长费舍尔(Fischer)，他说过，当时去塞尔维亚打仗，是吸取奥斯维辛的教训，我们要阻止他们的种族屠杀。奥斯维辛被每个人工具化，为纳粹犯罪行为悔过。1945年盟军和苏军、东方和西方的分区占领，导致了德国分裂。当时德国的罪行、奥斯维辛等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东西德分裂是冷战的结果，并不是因奥斯维辛引起的。

　　7月2日我应一个教授的邀请，要在慕尼黑做一个关于时代精神(Zeitgeist)的演讲。荷兰哲学家peter sloterdijk是当代一个重要哲学家，他写了很多书。我称他是最有感悟力的知识分子。我现在引用他的几句话：“在国内，时代精神背地里议论了你什么，在国外也会有人这么议论你。”新近有一个Corriere della Sera的记者前来采访我。我问他，当今人们在意大利是怎样评价我的。他的回答是：Troppo Tedesco，也就是说太德国化了。现在请你开始，来证明你觉得自己一点也不过于德国化！真可笑至极。

　　再说回Sloterdijk。他曾经有过一次演讲，其演讲稿也已出版，题目是：战后时代的理论。讲稿的第八章写的是“我的经历”。他在这儿要表达什么呢？如果您抓住了这一处，那么您就理解了讲者的意图。

　　第八章的标题是：2007年的德国：欧洲大家庭的大笨蛋处于正常化阶段：瓦尔泽事件。我现在引用其中几句话：“在(瓦尔泽)保罗大教堂(Paulskirche)讲话十年之后我们知道，瓦尔泽过早地认清了事实，而当时一致起立鼓掌的观众们，也知道瓦尔泽是正确的。”最精彩的一句话来了：“在掌声中听众(的认识)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领先了十年，并且赞同了我在周密考虑下提出来的关于德国可能走向正常化的预测，而今天的人们刚刚经历过这一预测。”

　　在当时说这类话是遭禁的，我说出来了，听众们也致以掌声，所以说他们的认识也领先了十年。

《南都周刊》：您的观点领先别人十年，那么十年前，您是根据什么样的情况得出了这一结论？

瓦尔泽：全凭感觉。某些知识分子当时嘲笑我，因为我在多次演讲中都提到过我对历史的感觉。有一个学者曾在《明镜周刊》评论我对历史的感觉：瓦尔泽根本不会思考。

《南都周刊》：您有没有回击？

瓦尔泽：没有。

《南都周刊》：当时是什么时候？

瓦尔泽：2005年。法国著名哲学家帕斯卡(Paskar)也说过，理智从心里面产生，而不是从脑袋里。

德国正处在正常化阶段
《南都周刊》：那您觉得现在德国是一个正常化的国家了吗？

瓦尔泽：这正是一个问题。德国已经在进入正常化阶段。不像十年前。读读Sloterdijk说的话吧。我引用了他文章中精彩的段落。他认为，现在的德国明显比十年前更正常化。他立马受到了攻击。人们责备他：他将招致著名的(对历史罪行)“一笔勾销”。那意味着，结束关于正常化的争论，让德国成为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我认为即使德国已经是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我们也绝对不能结束关于德国过去的讨论。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教授正在写一本关于我的书，书名是：The Burden of the Past(《德国过去的包袱》)。

《南都周刊》：2002年时，您的著作《批评家之死》也引发了极大争议，您被人标上“反犹主义”的标签。如以此事来论，我感觉德国在2002年还没有达到正常化国家的状态。

瓦尔泽：人们也不能将这本书的事情一般化。这本书是德国特色的，很典型。

　　在我的日记中，我记录下了某个特定的批评家20年来是如何行使他的权威的。这种权威是借助电视这个媒介来实现的，如果没有电视我就不会写这个作品。为了反对这种权威，我写了这个小说。小说中这个批评家是个犹太人，这本来是整个小说中最不重要的东西，我将他的出身同罗马尼亚人进行比较。他的出身不清楚，不知道到底在哪个城市出生。

　　我在小说中写了一个故事：在慕尼黑一个庆祝活动以后，他(批评家)就走掉了。他柠檬色的毛衣沾了血迹放在汽车里。小说中的那个作家被怀疑杀了批评家，因为批评家对他的评价极不公正。媒体突然就说，他把一个犹太批评家给杀了。之前他是不是犹太人并不重要，现在突然变成最重要的事了。(重重地敲打桌子)小说接下来的情节是：三个星期以后，这个批评家和他的情人回来了。这是批评家故意所为，就是想看一下，在他消失以后，人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与我在现实当中遭遇到的事情是一样的。

　　世界上有15个教授写了关于《批评家之死》的文章，都认为这不是反犹太主义作品。他们是仔细研究了这部小说的。说它是反犹主义的作品，是媒体的说法。

《南都周刊》：您也曾经从事媒体工作，您觉得现在的媒体与以前相比，区别大吗？
 

瓦尔泽：就像现在的我与以前的区别一样(笑)。这是个不太严肃的回答，现在正式回答：当时进行币制改革，将帝国货币转换为德国马克，旧的货币不值钱了。我当时学经济，我妈妈不能继续付学费，我就去电台挣钱。五几年，先在电台，然后去电视。那时很简单，就是小孩的游戏。当时的媒体和现在比像天堂一样，没有犯罪，很纯洁，没有商业化。

《南都周刊》：是否与现在的全球化有关系，因为竞争？

瓦尔泽：商业化的电视节目在全球化之前就已经有了。全球化并不是要对所有的事情都负责。

《南都周刊》：我在德国呆了两个月，也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似乎德国人对犹太人有那么一种非道歉不可的责任。您的言论也曾经被指认为反犹，是不是在德国，犹太人问题已经绑架了德国人和德国作家？
 

瓦尔泽：作家也是人，不可能有这种无拘无束，我不会这样天真。我的博士论文是写卡夫卡，5年时间我光读卡夫卡的作品，我知道德国的语言要归功于卡夫卡，归功于犹太人作家。我也不知道哪一代会无拘无束。显然，我这一代不可能无拘无束。我的良心是我的良心，我只能把它交给我自己，这关系到人们在面对德国历史的时候，怎样使用语言，使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言。

　　作为一个作家，不能用国家总统在纪念日作报告那样的语言。那样的语言是没有人真正去听的，这样的报告又必须要作。但一个作家讲述过去的时候，不能去用那样的语言，而要使用私人的语言。而我在2002年的丑闻，就是因为我使用了我自己的语言。

《南都周刊》：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的。中国是二战的受害者，也经历过“文革”。但在国内历史问题和日本历史罪行上，中国人的态度有所不同。在中国，要求日本人为二战罪行道歉的呼声很高，却对“文革”的反思相对沉默。你觉得哪个更重要一些？

瓦尔泽：这个要由我来讲，就太不可思议了。我只能超过中国和日本的界线，一般化地去讲。在当代人来说，他一直经历过政治家、国家代表者为其之前的历史道歉，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会在电视中报道。每次看到类似事情的时候，我总会想，我不理解怎么会这样。我可能是低估了这种姿势性象征性的意义，因为我也说过，良心是个人的事情。把自己的良心公开化，公开自己的良心，就是把自己的良心平庸化，这是我的感觉。如果我是总统，我绝对讲不出这种纪念性的讲话，用这种公众的语言来讲，我不会这样讲，所以我不是总统。

《南都周刊》：犹太人大屠杀，是德国人对二战的一种特定回忆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使德国人对二战的反思产生主题偏移？
瓦尔泽：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你怎么来评定或评估呢？电视、电影当中总是提犹太人，把这种屠杀平庸化，但图书馆里还是有很多研究和回忆，那肯定是另一种，不会只集中在犹太人身上。

是媒体把我从左边运到右边
《南都周刊》：您用作品来说话，那是否也认同自己是一个社会批评家？

瓦尔泽：不是。你说的是那种公众化、片面的老生常谈。1957年，我因为这些作品得了黑塞奖，致谢词是这样的：片面的观点认为，作家总是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带着评判的眼光。我在当时的讲话中说，在写作时，我总是对我的作品中的人物怀着好感，总是有一些像爱一样的东西在起作用。那个反面的形容词“太具有批判性的”，就是说“教育性的”，“改造社会的”，那时作为年轻的作家，人们期待我写社会批评的作品。我当时就说，我属于社会。我自己本身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可能从外面来批评这个社会。

《南都周刊》：那作家应不应该干涉社会或政治？

瓦尔泽：当人们年轻的话，是会这样做的。我也这样做过。20年来，别人一直很容易激怒我。在1960年代，我每年都发表演讲，反对美国越战，反对德国分裂。现在我认为我不能改变这些事情，这是已经发生的。

《南都周刊》：黄燎宇(《批评家之死》的翻译者)曾经评价，您的思想一直在从左向右转。

瓦尔泽：是媒体把我从左边运到右边，我自己本身没有任何变化。举个例子，有10年时间，我都在反对德国对美国战争的支持态度。我从没有攻击过美国，而是批评德国人。比如，德国总统在美国国庆日发去贺电，祝贺美国轰炸河内(越南首都)。因为我当时这样做过，所以我成了共产主义。

　　有次我去格鲁齐亚、亚美尼亚、莫斯科旅行。回来后我接受采访，当时人们期待我讲一些不好的事情反对苏联，但我没有这样讲。因为我当时在俄罗斯，同知识分子接触，感觉非常好。我不想说这些人有什么不好。然后就说我是共产党。当时出版商对我说，如果你继续这样做的话，没人会要你的书。1945年到1977年我对德国分裂都没有讲过任何话。我在公众场合表达过我的感受，我说：“在我的感觉里，德国并没有分裂过。莱比锡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国外的城市。”从那时开始，我就变成右派了。

《南都周刊》：君特·格拉斯倒是一直对德国统一持怀疑态度，你们是不是有意见相左的时候？

瓦尔泽：政治上，我们只是在1961年前有同样的立场。1961年是选举年，我1961年和15个同事发表了一本小册子，题为《一种选择还是我们需要一个新政府——15名知识分子支持SPD(德国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1965年第二个选举年，格拉斯他们这些支持SPD的作家在柏林成立了一个组织。Willy Brandt(维利·勃兰特，1969年-1974年任西德总理，1970年的华沙之跪引起全球瞩目，为此获得了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在博登湖一带发表讲话，我开车去了。我问他怎么看待越南的问题，他回避了这个问题，说：“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9月份英国外长去莫斯科，一切就会好了。”从那时起我就不支持SPD了，我现在处于SPD的左边。

《南都周刊》：那您如何看待统一后原东德地区存在的问题？

瓦尔泽：统一确实导致了许多问题，但并没有出现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甚至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迹象。当然，像严峻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确实存在，并还将持续多年。我说的是，在分裂40年后，我们需要40年的磨合以求真正的统一。

《南都周刊》：你和君特·格拉斯私交如何？

瓦尔泽：我们私下里都很友好。君特·格拉斯在公开场合经常批评我的政治观点，我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他。如果我们在一个城市里住的话，我们一定是互相理解。

《南都周刊》：你们俩在二战历史上的立场是比较接近的。

瓦尔泽：我对二战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仅仅是一种感觉，只是对历史的感觉。

《南都周刊》：但你的感觉往往是对的。

瓦尔泽：感觉并不要求一定要对，但观点必须是对的。
 

《南都周刊》：您还经常写日记么？

瓦尔泽：两部已经出版了。第一部是1951-1962年写的，600页；第二部是1962-1972年，也是600页。下一部会在2010年出版。

《南都周刊》：这三部日记是否相当于您的自传？您有没有考虑过写自传？

瓦尔泽：不写。Kurt Tuchowsky(库尔特·图科夫斯基，德国一个著名杂文家)说过，写自传的人，都是自己有东西要隐藏的人。

《南都周刊》：您平时还做些什么呢，除了写日记之外。

瓦尔泽：那就是写小说，还能做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好：写日记是因为写是我的生活方式，就像呼吸一样，就像别的人跑步、游泳一样。
《南都周刊》：是否因为写作才让你显得年轻？

瓦尔泽：这个说起来有些复杂，但也是对的。要写作还是需要一定的身体条件的，我用手写，有时一写就是四五个小时。我有一段是关于写作本身的：写作，就是将所有的东西，说得比它们实际要美得多。因为现实中所有的东西都不如写的东西美。德语中有一句话：我想到的是我缺少的东西。世界上总是缺乏一些东西，因此我才写作。写是对缺乏的一种回应。

《南都周刊》：如果有其他书在中国出版的话，您最想向中国读者介绍的是哪本？

瓦尔泽：Angstblüte(《恐惧之花》）和Das geschundene Tier(《被虐待的动物》)。

　　前者是一本关于独立的小说。依靠他人会毁灭自己。独立是理想的最高境界。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保证独立，那就是金钱。这就是我小说中男主人公的经历。他的职业是劝说人们听从他的建议通过投资赚钱，而不是自主和独立，因为人类不值得信赖。与此同时他却非常依赖一个较他年轻的女士……

　　后者是一本诗集，由39首诗组成。书名是《被虐待的动物》。社会很残忍，人类怎么去反抗？用诗歌。正如我所提及的，写作，就是将事物讲述得比它们本身更美，但要以一种值得信赖的口吻去讲述它。
  (感谢翻译张涛、刘燕妮，敬玲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