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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医生之痛 记者 王慧琴 张守刚
只有运用经济杠杆手段，让企业等能源消费主体算一笔明明白白的经济账，自知盈亏得失，节能降耗才会转化为内在的动力，“节能医生”们的日子相信也会好过得多。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建筑，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能源消耗也惊人，每年达1亿人民币，
而“节能医生”一年后为其节能25％。 张恺欣 摄
从畅观楼向外望去，院内景色碧树蓊郁，池塘内荷花正赶上时令。
汪朋的办公室就在畅观楼内，而他所从事的节能行业就如同窗外的风景，看上去很美，近10年来，国内众多人力、技术、资金进入节能行业，然而，这却是个美好而残酷的行业，有人如鱼得水，有人已经死去，有人在观望。 春天来了 五年前，汪朋加盟了这家叫做“时代年华”的初创公司，在外人眼里，这家公司所做的事情看起来有些神秘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因为时代年华的业务就是像医生一样，专门为那些高耗能企业提供专业的节能“把脉诊断”，找出能耗偏高的“病因”，提供集成化的节能“处方”，人们喜欢称这类型的企业为“节能医生”。 而对于汪朋来说，这一切却并不陌生，90年代初，他就毕业于清华大学热能系，那在当时的大学里是个寂寞的专业，就像中国的节能事业一样，一直存在，却不温不火。 不过，就在几年前，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汪朋所在的节能行业倒成了一个市场规模迅速攀升的行业。原因是国家将“节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一系列“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相继出台。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也说，要将“节能”作为最后一个国情产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节能医生”们突然预感到，他们的春天似乎该来了。 一些外资企业很快嗅到了这一商机，号称“节能先锋”的瑞士ABB集团、美国霍尼韦尔等都迫不及待地来到中国寻找商机，在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中诞生的他们，已经有三十多年的从业经验，而原本从事其他行当的人，也都削尖了脑袋往这个行业挤。他们说，“政策利好，没有理由不进去捞一把”。 汪朋就是在这个行业风生水起的时候加入了时代年华。在约见汪朋的那天，也恰好遇到了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海亭，那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女性，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发改委某资产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在高度依赖政策利好的节能行业，海亭的特别身份，以及这家公司的外资背景，跟汪朋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技术结盟，都让人能感受到这家公司的“实力”雄厚。 五年过去了，一系列显赫的客户名单证明了他当初的判断，中南海会议室气流组织设计、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气流组织设计、北京玉泉新城环境设计咨询、北京恒富广场建筑咨询，而最近令人瞩目的大客户是北京首都机场扩建完毕的T3航站楼，时代年华在节能市场中如鱼得水。 市场之大 已升至时代年华总经理职务的汪朋在谈到公司最近的这个大客户时，脸上流露出一丝成就感，据他介绍，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建筑T3航站楼，其能源的消耗也同样惊人，每年要达到1亿人民币，在几年前那场声势浩大，高手云集的招投标会上，时代年华过关斩将，幸运地拿下了为T3航站楼节能降耗的生意。 据汪朋介绍，T3航站楼之所以能耗巨大，是因为换热站的运行一直采取人工手动的方法，不能根据实际需要负荷进行有效调节，造成能量的大量浪费，后来，汪朋们就为那个换热站进行了节能控制改造，成果是一年后T3航站楼达到了节能25%。因为成效不错，时代年华的业务线又延伸了一步，眼下，他们正在全力为首都机场集团旗下的30个成员机场提供能源管理系统。 事实上，这些年来，那些“罩着玻璃罩子，套着钢铁的膀子，空着建筑身子”大型建筑虽然给城市增添了美观，但却成了耗能的“巨无霸”。不过，这在2005年之前，人们几乎对此还很漠视，自从国家十一五规划出台之后，规定单位GDP能耗下降20%，这个数字瞬间就提供了无数关于节能市场的想象。 越来越多的“节能医生”开始进入—— 一种说法是，只要拥有一项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技术，找几个人，成立个小项目公司，就能进入这个行业，那这个市场究竟有多大？ 国家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两年前的估算是，仅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就高达26000亿元市场。中国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主任沈龙海说，工业企业节能潜力将达3600亿；这意味着仅工业和建筑就蕴涵着将近3万亿的节能商机。 其实，政府定义的节能市场，其中最重要的一块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降低能耗。其次才是企业的换代节能新产品，以及现有技术节能改造。而企业认定的节能市场，除了现有技术节能改造，还包括它在生产换代新产品时，所采取的一些节能技术，不过，这个空间仍然是无限大。 有资料显示，北京市大型公共建筑面积仅占建筑总量的5.4%，但全年耗电量却接近全市居民生活用电的一半，而据清华大学的薛志峰博士预测：在未来几年内，北京的大型公共建筑的建筑面积将增长一倍，达到4000万平方米，能源的消耗程度几乎不可估量，而按北京市现有的规定，所有大型新建建筑节能必须达到65%以上，这给像时代年华这样的公司带来了无限商机。 境遇难堪 时代年华的出身“富贵”，让它看起来活得还不错，也算是走在了这个行业的前列。但政策带来的机遇，在这个行业并不能够立竿见影，许多人在进入这个市场之后才发现，并不是满地都有钱赚。它比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宋森凯算是其中一个。 早些年在北京化工大学塑料机械及塑料工程研究所工作的宋森凯，2000年下海经商便进入节能这一领域，但是四年后却又不得不放弃，“到现在还有几百万外债没有收回。”宋森凯无奈地说，在他看来，这个行业严重缺乏诚信。 那时候，宋森凯的公司有个很超前的理念，一种来自欧美的合同能源管理模式(EMC)，它的运作方法是——节能公司与客户签订节能服务合同，向客户提供节能服务，通过分享节能项目实施后产生的节能效益来获得利润。 当时，官方也在力推这一模式，由财政部国际司、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和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联合组成中国节能促进委员会就认为，国家的节能事业是项循序渐进的工程，而这种模式的人性化可以避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矛盾。 政策的鼓励并不直接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在这种现实之下，许多节能服务公司的状态是苟延残喘。他们大多还只是中小型民营企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缺乏资金，而银行因为对这种新型行业的经营方式缺乏了解，不愿意贷款给他们，很多节能企业正是因为资金短缺，难以为继而不得不倒闭。 对企业来说，节能医生是个新奇的东西。如果企业自己不花钱，还能减少耗能，压低成本，当然是好事情。但是当能耗真的减少下来，“医生”向“病人”收钱的时候，病人却不买账了，这正是就宋森凯所说的诚信问题，事实上，通常情况下，EMC项目实施期短则一年，长则三五年，其间企业生产状况有不确定性，“节能医生”也很有可能跟着倒霉的事情并不鲜见。再加上在降耗量多少的问题上，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节能公司和企业之间在对降耗的收益的衡量上经常会存在争议，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节能医生”们回款的难度。 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节能服务行业，真正采取EMC模式交易的公司还少之又少，一些国外巨头像霍尼韦尔、ABB也因为此很少提供他们在国外通行的EMC模式，而仅仅是作为一个节能设备提供商出现，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更保险起见。 不过，这当中，时代年华算个特例，不缺钱也不缺资金的雄厚“实力”，在选择客户方面就游刃有余得多，“看起来有风险的客户，我们绝不会碰，从源头上就掐死这种可能性”，汪朋说。然而宋森凯们却没这么幸运，或许是从市场上众多的先烈们中吸取了教训，并没有太多的公司采用高风险的EMC模式，他们大多会采取传统模式——“买断采购”。在这种模式下，节能公司向客户提供一套节能项目方案，然后由客户直接掏钱购买相应的节能设备。
貌合神离 或许采取哪种模式并不重要，问题在于节能行业是否真的存在适宜其生长的土壤，过去几年，我们所能听到的是“节能是最后一个国情产业”，而事实也是如此，能源的开发和控制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由于能源的总量是有限的，因此，除了开发替代资源外，剩下的就是尽可能地节能降耗。 政府的决心似乎也不可小觑，出台一系列“节能新政”，如国家发改委与30个省区市人民政府等签订节能目标责任书，在钢铁、煤炭等9个重点耗能行业组织开展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等，这些为节能服务企业大大降低节能企业市场推广的难度。 最新落成的奥运场馆，其节能性也成为政府和媒体的“宣传点”，节能似乎成了全民运动，然而，国际资源学者童媛春却不这么认为，根据他的观察，眼下能耗企业对于节能的重视度，还没有达到审计部门重视度的水平，而地方政府的重视度，没有达到国家的重视度水平。“越到上面越重视，而一旦到地方和企业，大多都是貌合神离，打了折扣。” 目前采用的节能手段大多是行政命令，节能就是为了达到领导的要求和完成任务。对于一些能耗企业来说，他们的精力仍然在生产成本和市场竞争上。只要生产不影响，利润还在，谁也不会关心节能。 所以，“节能医生”们通常只有两个机会获得订单。一个是企业受到政府的节能压力，必须寻求节能帮助。他们往往就在门口挑选几家，反正一堆医生等在那里。还有就是企业迫于市场竞争，主动购买节能设备。这种机会不可多得，它发生的唯一可能，就是节能公司的技术，必须得到某个行业的认可。 而说到底，改变“节能医生”整体命运的不济，靠几个企业去教育市场还不是办法，而是通过经济杠杆的作用，让一些企业意识到能源是一种真正的“稀缺性”生产要素。比如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应当大幅下降或全额取消，像煤炭等高耗能企业的成本核算制度，体现资源价格和环境污染等潜在成本。 只有让企业等能源消费主体算一笔明明白白的经济账，自知盈亏得失，节能降耗才会转化为内在的动力，“节能医生”们的日子相信也会好过得多。 (应被采访者要求，本文中“汪朋”以及“时代年华”皆为化名。)
 只有让企业等能源消费主体算一笔明明白白的经济账，节能降耗才会转化为内在的动力。
图为安徽淮北市一焦化企业的炼焦炉前。 谢正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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