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编辑: 吴金 记者 | 陈鸣 发自北京
 摄影 ｜ 于东东
 鲍乃镛拍摄的《天安门广场360 度》。图片由鲍乃镛提供。
今年正好迎来30 周年纪念的改革开放大业，正式启幕于1978 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改革的种子，其实早已在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广场、在“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人们心中深深埋下。
2008 年9 月底的周末，七十岁的摄影师鲍乃镛又一次站到天安门广场上。广场上人民纪念碑北侧的巨大的“中国印”正在拆除中，广场的东北角上，两三台长臂起重机在给花坛变换阵形。在送走这个热闹异常的夏天之后，广场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节。
1938 年在这个城市降生之后，他曾经无数次从天安门前经过。这里曾经风起云涌，今天则天高云淡。他和广场上的所有闲逛的人一样平常，没有人知道这个老人就是曾被《人民日报》整版表彰其事迹的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英雄”。 拍照：1976 年“洒泪祭雄杰” 1976 年初的北京城，沉浸在一片寒冷和凄苦中。1月8 日，周恩来逝世。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陆续零星展开，“上面”则不断地向各单位指示清明节不要去天安门广场，而且勒令商店不许卖白色纸，不安的情绪纠结在中国的政治心脏。 几个月前，在包头“流放”了15 年的鲍乃镛刚刚回到北京，住在大兴的工厂里头。鲍乃镛的爷爷鲍铁成是军阀韩复榘手下讲武堂的教官；表伯钟森是梁思成在清华建筑系的同事，曾经的长安戏院和航空大楼都是他的作品；姑姑鲍文健也学美术，后来加入国民党，嫁了一个国民党高官，1949 年后去了台湾。 良好的家庭环境让鲍乃镛获得了优质的教育，但复杂的海外关系后来也给他造成了极大的麻烦。1961 年，鲍乃镛被下放到风沙弥漫的包头进行稀土研究，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他被调到各种“非关键技术岗位”，做一些诸如推小车、拌料、加水、抬铅堆的活儿。
在包头的日子里，鲍乃镛学会了用摄影来摆脱苦闷、打发时光，他经常一个人背着相机在大草原上闲逛拍照。后来，又开始协助新华社和内蒙电视台的朋友摄影，并学习纪录片“推、拉、摇、移”的手法。直到1975 年底，感谢一个借调到北京液压机械厂工作的机会，鲍乃镛终于可以回北京碰碰运气了。回京后，鲍乃镛没有闲着，积极地四处拜访当时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当时已经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早年 家里广泛的人脉，使他和北京文化圈的人过从甚密。 经一位在解放战争时期就从事摄影工作的前辈引见，他拜访了当时抱病在身的郑景康。这位摄影界老前辈是清末著名洋务派郑观应之子，他跟随解放军跑遍大江南北，记录了共产党如何在民众的欢呼下夺取了政权。老人独自住在一间屋子里，接受了这位摄影爱好者的问候，他拄着一根拐杖颤颤巍巍地离开病榻，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说：“你们看看，现在发表的净是些什么照片，哪里还有一点真实性！摄影事业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这次对话让鲍乃镛感触很深。进入二月份，北京的局势进一步紧张。经过长达十年的折腾之后，群众对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已经露出明显的厌倦，对“四人帮”的抵触情绪正在增强。鲍乃镛觉察到大事就要发生了。 鲍乃镛去拜望朋友张雅心，这位著名的样板戏导演悄悄告诉他一些媒体圈内的消息：“姚文元每两个小时给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打电话，不许记者到天安门拍照，你不是正式记者，你应该去，这种时候就看你了！” 3 月31 日，一位朋友从包头前往东北，中途路过北京，鲍乃镛就找他借了随身带的海鸥照相机。4月1日一早，他就背起装着相机的绿色军用背包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气氛十分紧张。此时在广场上拍照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愿意给自己留下一些照片。两天里面他看到很多人的相机被砸，胶卷被扯出来曝光。每次拍照结束后，鲍乃镛都会在广场上穿梭很长时间，确信没有便衣跟踪后，迅速离开广场，最后一个登上公共汽车，中途下车，换乘另一辆公交车，还是最后一位上车，以确保没有人跟踪。回到北京火车站旁边的母亲家后，还要将拍好的胶卷都存放到朋友家。 后来引起全国关注的“天安门广场 360°”全景照片，拍摄于4 月4 号。这天是整个天安门事件的高潮，大约有百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前和广场悼念周总理。 鲍乃镛在国旗杆的东侧，站在了一个加重自行车的后座架上。“当时我俯视周围，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导演的场面。”在历史博物馆的方向有一个人在献血书，广场上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他。有上百万人的广场十分肃静，整个长安街已经被人群淹没。 鲍乃镛采用了在包头学习到的电影“摇”的手法来拍摄照片。“为了加大景深，让前后更清晰，我选择了低速度小光圈。如果有一张照片抖动的话，那么这幅全景图中将会有无法弥补的缺憾。”这台相机有经常出现空拍的毛病，但事后底片冲洗出来，十四张135 黑白负片的全景图，幸运地没有发生任何差错。 4 月5 日夜里，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三天后，鲍乃镛又来到戒严的天安门广场，到处都是工人民兵和军人在巡逻。他以游客的身份来到广场，偷拍了警戒线和纪念碑附近的冲洗血迹的洒水车，用这幅照片作为记录“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尾声。 至此，他拍摄了3 月31日到4 月5 日在天安门所发生的事情。 藏照：面对“漫长的冬夜” 4 月1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天安门事件说明了什么》。文章开头说：“人心、党心、党员之心，如葵花向阳，向着毛主席、向着党中央，亿万军民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的革命洪流，势不可当。阶级敌人胆战心惊。 受蒙蔽的少数人迅速觉悟。形势—片大好。”“四·五天安门事件”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并在全国进行清查。鲍乃镛沉重不安，为了不留下任何证据，在一个夜晚，他独自一人徘徊在永定河畔，撕碎所抄的诗稿，扔进河中。 胶卷藏在哪里？这是一个关乎人生前程的重大问题。鲍乃镛想到一位朋友在朝阳医院工作，这是位热情泼辣、敢做敢为的人。他把相机和胶卷包好后，去了朝阳医院，只说：“这些相机和胶卷放在我母亲家不太安全，怕我小侄子翻动，能不能存放在你们医院里？”她爽快地说：“就存在这里吧，这儿非常安全。”不久后他就将胶卷取回，非常隐蔽地托列车员捎到了包头。 1976 年9 月9 日，毛泽东逝世。病重期间，他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交待后事： “（文化大革命）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
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鲍乃镛的命运同样只有天知道。 4 月底，他返回包头，连夜将胶卷冲洗出来。胶卷冲出后，他将底片包好，存放到极为隐蔽的地方。这个地点至今鲍乃镛仍然对任何人避而不谈。“当时，我相信无论遇到什么风风雨雨，他们将永远搜不到这批胶片了。” “那时的我很悲观，认为我面对的将是一个漫长的冬夜，甚至可能是苟且偷生的一生。这一生如能安全地保存好这批胶片，就是最大的幸运了。” 果然，清查天安门事件“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很快落到他的头上。
包钢钢铁研究所的政治部主任一口咬定：“鲍乃镛从来就是个危险分子和政治异己分子，是值得监控的对象。 他不参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才怪呢！”专案组不停地要鲍乃镛交代问题，并轮番地进行攻心战，让他“竹筒倒豆子，走历史必然之路。” 那个政治部主任说的没有错。鲍乃镛曾经称呼厂里面的一位姓滕的领导为“左滕中将”，结果被勒令写检讨；
还有一次他随口告诫一个造反积极分子：“别看现在闹得欢，小心以后拉清单。”于是被扣上“秋后算账派”的帽子。
鲍乃镛忍住精神折磨，不断地对审查他的人说：“‘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已经不过问政治了，做了逍遥派。我在远离北京的郊区做科研试验，根本不知道城里发生的事情，更谈不到抄诗和拍照了。” 有一天，一个清算积极分子突然发难：“四月三号我看你在天安门抄诗和拍照，你还不交代？”鲍乃镛吓出一身冷汗，只能低头不语。那位积极分子反复强调在天安门见过他，“那天下雨你还打着伞呢。”鲍乃镛听后就镇定了，虽然那天下着雨，但他没有伞也不会打着伞。僵持的结果是有一天党支部书记召见鲍乃镛说：“经过反复的审查和调查，你既然没去过天安门广场，就不必写交代材料了。但你十几年的所作所为，还是有很严重的问题。 你必须经常检查你的资产阶级思想，要脱胎换骨。”然而谁也没有料到，1976 年10 月6 日这一天，中南海内的政治形势陡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南海怀仁堂被隔离审查。 10 月21 日，“四人帮”垮台的消息通过树立在中国每一个大院、乡村路口和城镇街道的大喇叭传开：“首都150 万军民欢欣鼓舞，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十里长安街上，欢庆胜利的人群如汹涌的潮水；雄伟的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林，歌声震天。”
远在包头的鲍乃镛没料到事情转变得这么快，他激动地取出胶片在暗房中印出两批小样，做了两个图册样本。 不料，紧接着开展的清查“四人帮分子”和“残渣余孽”的政治运动，又一次落到他的头上，他又被圈定为重点审查对象。
一个晚上，一个积极分子来到他家中，声嘶力竭地说：“你要交代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跟随‘四人帮’所做的反革命活动。”还要他“明天就交出照片”。 情急之下，鲍乃镛连夜去了新调来的党委书记的家中，汇报了所发生的事情，回到家后，他把那些底片又重新转移到另一个安全的地方。从那以后，积极分子再也没有去过他家。 照片出世：鲍乃镛成了“英雄” 照片是个危险品。风云莫测的政治形势，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浪头从哪里打来。鲍乃镛决定再试一试运气，他洗印放大了300 多幅黑白照片，标了日期和详细的文字说明，做成八本“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摄影集”，通过邮局寄给了中共中央、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单位，还托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秦川，将影集转交给邓小平、邓颖超，另外一册则亲手交给了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 “当时我认为，这些照片可以帮助党中央的决策者了解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详细过程，重新评价这一事件，及早做出平反天安门事件的重大决策。” 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回信：相册已经给中央主要领导人看过了。 1979 年5 月9 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拉开了序幕。 昔日的“臭老九”鲍乃镛成为受全国人民瞩目的英雄。 这一天，作家“理由”以鲍乃镛四五期间经历为题材所写的《伟大的瞬间》在《人民日报》整版刊登。文中满怀赞美之情地写道： “鲍乃镛投身于斗争的洪流中，用连续快摄的方法，抢拍了人民大会堂前雄壮的群众场面。他像一个勇猛的战地记者，几度穿过封锁线，赶拍纪念碑前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拍摄纵观的整个广场。他也没有忘记，把森严的镇压者收入镜头。这一切，他是用自己的生命之光去拍摄的，更准备用一腔热血去显影。他为我们拍下的这组珍贵的照片，是高亢的战歌，愤怒的控诉，也是千古不磨的历史见证”。 这些照片给鲍乃镛带来了巨大的荣誉。 新华社选取其中一百二十多帧照片存入国家档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人民的悼念》，收集了他的四十多幅佳作。在包头，市委、市政府和包钢党委十分重视，为他举办了专门的摄影展览。1976 年4 月4 日，鲍乃镛在天安门旗台附近，站在自行车后座上，用海鸥照相机拍摄下360 度场景。这组照片后来被认为是拍摄“四五事件”的照片中最具系统性的一组。2008 年4 月，它被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以接近8 万元的价钱拍出。 这组让鲍乃镛决定冒着一生风险收藏的照片，一度是人人搜缴的“罪证”，让鲍乃镛受尽审查，忍受折磨；一度它又成为历史的荣耀见证，让鲍乃镛变成了“四五英雄”。三十年后的今天，它被还原为一件艺术品，纳入到资本市场的流通之中。 2008 年9 月底这一天，再次来到天安门的鲍乃镛站在广场上大喝了一嗓子，广场的警察看了他一眼，并没有理睬他。 尽管是全世界安保力量最强大的广场之一，但这里正和整个中国一样变得轻松，来来往往的穿着短裙和高跟鞋的漂亮姑娘证明了这一点。
欢迎订阅南都周刊，邮发代号45-139。网络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电子报编辑：碎碎念
|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