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编辑：冯颖彬
百家讲坛
第三十三期
对话人 张燕
你当然听过孙燕姿、林俊杰、黄义达，你也一定听过《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听说爱情回来过》，在这些闪闪发光的明星和歌曲的背后，是李思菘、李伟菘这对孪生兄弟的名字，经由多年漫漫旅途的征程，由他们代表的新加坡音乐人终于站至前台。在言必称港台的80年代，是他们打破了沉闷的新加坡本地创作僵局，在热闹的新谣运动中，跟巫启贤、许环良等人一道为新加坡流行音乐奠定了动人的一笔，而音乐学校的创办，更为整个华语乐坛贡献了来自新加坡的力量。
 李伟菘、李思菘少年兄弟俩。
在言必称港台的80年代，是他们打破了沉闷的新加坡本地创作僵局，在热闹的新谣运动中，跟巫启贤、许环良等人一道为新加坡流行音乐奠定了动人的一笔，而音乐学校的创办，更为整个华语乐坛贡献了来自新加坡的力量。
电视剧歌曲是成名途径
我们俩差不多包办了那时全部电视剧主题歌 李伟菘、李思菘两人的偶像是顾嘉辉，儿时梦想是能像他一样为电视剧填词作曲，80年代的新加坡，还没有什么本地流行音乐的概念，最热门的专辑是一批说不出名字的新加坡艺人翻唱的粤语口水歌，但年轻人已经开始懂得听英文歌，日文歌，而不仅仅局限在港台音乐的天地里。
南都周刊：你们俩参加的电视剧主题曲创作比赛在新加坡经常举办吗？ 李思菘：那是1984年，新加坡广播局为首部电视连续剧《雾锁南洋》征集主题曲，是新加坡的第一次。新加坡整个娱乐事业还相当的新，新加坡人听歌都是听港台的歌，新加坡年轻的音乐爱好者还没有渠道去发表他们的作品，正因为如此，新加坡媒体也不知道，如果开拍电视剧需要的歌该从何处去找，写歌的人也没有渠道跟他们接触，所以只有通过这个比赛来发掘有潜能的创作人，所以这个比赛也趁机发掘出一些词曲创作人。 李伟菘：要知道我们的偶像是顾嘉辉，能有机会为电视剧写歌，当然很开心，我们也通过这个渠道认识了很多电视台的人，之后便写了《铁蝴蝶》、《红头巾》、《天涯同命鸟》……我们两人差不多包办了那时候电视台的主题歌。 南都周刊：演唱电视台主题歌是成名的好途径么？ 李思菘：一般来讲，歌手都是由电视台的导演决定的，他会去找人来唱主题曲，像凤飞飞、黄莺莺、陈淑桦、余天、巫启贤、李宗盛等都唱过。唱一部电视剧主题曲，的确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渠道，所以不少本地歌手也会争取去唱，因为准备开始发片，宝丽金、EMI等公司已经在新加坡开分公司了。 李伟菘：像我们俩，也是因为写了这些歌，才有机会被更多人认识，我记得当年《天涯同命鸟》的缘故，我们被邀请到上海拍摄电视特辑，这是我们第一次踏出国门，后来还在上海开了演唱会。 南都周刊：为电视台创作收入好吗？ 李思菘：这是我最难养活自己的一个阶段。电视台那时候一首歌买断版权，就付200元新币，其实不光我们没有版权概念，连电视台也没有概念，第一次写给黄莺莺的时候是400，后来不晓得怎么就是200了，从1984年到1987年，都是这个价钱。当兵后，我去跟电视台谈价钱，能不能多一点，电视台拒绝了，我也不给他们写歌了。 李伟菘：就我们两个二百五愿意这么低价写歌，其他人都不写，所以等到我们也不肯写了，新加坡电视剧就没有所谓专门的主题歌创作，而是随便找一些流行歌手的歌曲塞在后面。 受台湾民谣影响，新谣诞生
引发“李氏兄弟的音乐算不算新谣”的讨论 在李伟菘、李思菘为电视台写歌写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以巫启贤为代表的另一波创作人受到台湾民谣的影响，也从校园出发，开始固定发表自己的作品，每年举办一个新谣节，新加坡人自己的创作逐渐受到关注，更引发媒体口水战：到底何谓“新谣”？
南都周刊：你们跟巫启贤他们是不同的？ 李思菘：我跟伟菘是比较专注于电视剧主题曲的发展，像巫启贤、许环良他们则是从校园的圈圈里开始创作生涯的，他们叫做新谣，是被台湾的民谣影响的，弹弹唱唱的风气逐渐成形，新谣的力量成长起来，他们每一年都会搞新谣节，发表作品。我跟伟菘不在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新谣的感觉是比较学生气的，书卷味浓一些。 李伟菘：巫启贤当时在新加坡念书，他在校园搞创作，另外像许环良(现海蝶创始人兼音乐总监)、黄元成、许南盛就组成“水草三重唱”，还有梁文福、黎沸挥，新谣这个概念是当时就提出来的，他们一般会到很多学生去逛的书城现场弹唱，一下子风靡起来。 南都周刊：这个运动对新加坡音乐创作有多大影响？ 李思菘：在此之前新加坡艺人都很闷的，虽然新加坡有一些本地的唱片公司，但做的事情不是发掘新加坡歌手，而是找新加坡人翻唱港台歌手的红歌，卖口水歌，然后去登台表演。新加坡每年中元节都有歌台，另外还有新世界之类的嘉年华会，那些新加坡艺人就去跑那些演出，真正发专辑的机会非常渺茫，大家都认定只有港台艺人才是艺人，新加坡艺人都是不好的。像我们给新马歌手做唱片，发片也只是专攻新马，两地加起来如果销量有20万就很好了，我还记得我给个印度人做专辑，他的主打歌叫《恒河的那一端》，很有趣。 李伟菘：以前有一两个写广东歌的，像张德兰那首《相思泪》，就是新加坡音乐人写的，但之后确实出现了断层，直到新谣出现，大家才又重视起本土创作这回事。 南都周刊：你们俩是何时融入新谣的？ 李思菘：大概是1985年，我们也被受邀到新谣的晚会上去演唱，其实是新谣那一批比较刻意去做这样的区分，新谣就是走书卷风格的。我们并没有刻意区分，但确实我们主要是针对戏剧的内容去发展我们的创作，比如古装剧，我们可能要写一些传统特色的，如果跟民国时代相关的，我也要找一些那个风格的东西，所以显然会更多元，几乎所有歌都是命题作文。 李伟菘：那时候媒体还会做这样的讨论：“李氏兄弟的音乐算不算新谣呢”？等于是将我们与他们划了两派。后来我们也争论，严格来说我们也是新谣啊，你们做民歌，校园歌曲，我们写电视剧，都是新谣，都是新加坡人创作的音乐啊。后来还有人说新谣变质了，开始考虑市场，商业性了，我们就会说，新谣也会长大，难道要一辈子都拿着吉他在校园里弹唱么？那就是闭门造车，井底之蛙，难道不要进步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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