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编辑：冯颖彬
百家讲坛
第三十四期
对话人 宋寻
 捞仔
捞仔本姓吴，浙江义乌人，1967年3月出生。著名音乐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于广州乐坛。相继在“太平洋”、“中唱”、“卜通100”等乐团里游荡，声名鹊起，在摇滚圈也有“南捞仔、北老五”的说法。
80年代末，捞仔在广州五羊新城成立了“捞仔录音室”，完成了他从吉他手到音乐制作人的转型。音乐征途上，作品不断：陈明那首《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就是出自他手，还有《水晶之恋》、《阿姐鼓》、《央金玛》、《冈拉梅朵》、《天籁绝唱》等编曲，好评如潮。 2005年，他为影片《可可西里》制作的音乐，获得了2005年金鸡奖最佳电影音乐的提名；2007年底，他开始参与奥运会火炬传递音乐的制作和录制。2008年初，在全国各大影院热映的电影《集结号》的音乐也是出自于他的手笔。  黄金时代
“80年代的唱片市场很不错，音乐也纯粹”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的广州被认为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天堂，捞仔和众多优秀音乐人一起迎接并亲身体验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没有假唱、没有选秀、没有网络歌曲的时代，被捞仔称为——“纯真年代”。
南都周刊：80年代末期，你就去广州当了“南漂一族”。当时的音乐大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捞仔：八几年的时候，中国处在百废待兴的历史时期，几乎所有行业的整体水平都比较低。当大家都不会的时候，你会了；大家都不做的时候，你做了，那么你脱颖而出的机会就比较大了。当然音乐这个行业也不例外。到了1987、1988年左右，这个行业中创作、演唱、录音、制作、出版、发行、演出等各个环节都在飞快地运转。 南都周刊：听说那时候的唱片卖得相当火爆？ 捞仔：80年代的唱片市场的确很不错，像费翔的卡带那时候能卖出好几百万盒。但是90年代后唱片市场就没有再好过，因为有了盗版的出现。1995年以后，CD慢慢取代了卡带，盗版就更加猖獗了。歌手的主要收入也只能依靠演出，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从唱片市场来说，我们处在社会的变革期，全球都面临着这个困境，新的载体在重新洗牌。 南都周刊；当时的音乐环境是不是相对现在要单纯许多？ 捞仔：直到90年代中期为止，音乐环境都相对单纯。虽然那会儿制作唱片的成本还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录音棚的设备也比较简陋，别说达到国际水准，跟港台也相差甚远。但是那时候社会诱惑没这么多，也没有网络，音乐人就真的把做音乐当成最大的乐趣。心安静一点，音乐也会纯粹一些。 “南漂一族”
“那个时候，红歌星的出场费能达到好几万一场了” 在整个市场几乎被港台音乐所垄断之时，大陆流行乐坛开始猛醒！首先崛起的是广州。毛宁、杨钰莹、陈明、高林生、林依轮……在这个广东流行音乐最辉煌的时期，一大批歌星诞生了。用“歌星”这个词并不为过，他们在唱片公司从香港借鉴来的那套先进体制的包装下，很快家喻户晓、星光熠熠。当时的广州带头吃起了“螃蟹”，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
南都周刊：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广州的流行音乐为什么能发展得如此迅猛？ 捞仔：广州靠近香港，流行音乐受香港的影响很大。香港回归前一直是英殖民地嘛！所以香港流行音乐的发展和欧美基本上是同步的，相对比较成熟。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人民都没反应的时候，广州就开始引进“签约制”、“包装”、“度身定做”、“排行榜”、“MTV”等一系列新的、系统的手段了。在这一时期，广州的原创音乐质量很高，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唱片公司的实力也非常强，尤其以太平洋影音公司、白天鹅唱片公司、新时代影音公司、中唱广州公司最为厉害。 南都周刊：像杨钰莹、毛宁、陈明、李进这批赶上了这个特定时期的歌手，当时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捞仔：我是看着他们一点一点地红起来。毛宁、陈明、杨钰莹没红之前都是唱歌厅的。毛宁在星光唱，杨钰莹也是刚来广州。虽然生活并不窘迫，但其实他们都挺迷茫，有点儿不知道路在何方的感觉。还有那英，她虽然不唱歌厅，但是到处走穴，我在“太平洋艺术团”的时候，她还来做过演出。他们成名以后，状况就截然不同了。不过短短的时间，演出多了，价钱当然也高了不少，基本上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而且当时还是卡拉OK的时代，所以几乎全国人民都会唱他们的歌。 南都周刊：那时候红歌星一场演出的价钱是多少呢？ 捞仔：演出费那时候就好几万块一场了！现在好几万的都不多见，何况是当年。 南都周刊：当时公司包装歌手的策略上显得非常成功。 捞仔：是啊，像杨钰莹，还有再早之前的李玲玉。做李玲玉的时候，“白天鹅”唱片公司就搞过调查，中国那时候的人喜欢听的是日本演歌，还有闽南语小调，中国当时很多人还是喜欢那种小调调的东西。所以按这个路子，李玲玉就火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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