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编辑:阚牧野 文｜钟岩苑
新诗年鉴
 《1998中国新诗年鉴》
杨克主编， 花城出版社1999年2月版 定价：28.00  《2007中国新诗年鉴》
杨克主编， 花城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定价：28.00 不着四六
中国自古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之类的感慨，岁月无常人事多变，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十年间曾经参与策划《中国新诗年鉴》的杨茂东和黎明鹏，如今杳无音讯。不变的是《中国新诗年鉴》的封面主色调，红色。只不过，《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的封面是大红与黑争锋，到了十年后，变成暗红与黄暧昧。 翻开《2007中国新诗年鉴》的 “诗歌理论”部分，满眼各种词语的排列组合。单从标题来看，《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作者吴思敬）、《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反思近年来的诗歌批评》（作者钱文亮）、《持续狂欢、伦理震荡、中产趣味》（作者张清华）、《亮出存在或者空空荡荡》（作者杨青）??琳琅满目，不知所云。这些所谓诗歌理论文章的标题，似乎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对仗、排比的修辞手法，似乎很铿锵。然而，这些乍看很蒙人的题目，除了说明作者的“不着四六”，说明不了什么。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着四六”却是汉语的基本功。四六骈文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文体，中国传统诗歌于骈文的构词和造句方法多有吸纳，于是便有了律诗。“中国新诗年鉴”虽然自我标榜为“新”，但毕竟是用汉语写作。考察这些“新诗”，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依旧是汉语的原则。早在几十年前，国学大师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比较了汉语和欧洲语言的差异之后，列举了“对对子”的四项好处，“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能否分别平仄声”、“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弱”、“思想条理”是否清晰。陈寅恪认为，“对对子”应该是中国学生高中毕业应具的素质。在“对对子”及格之后，才可以“着四六”，“着四六”之后，才可以写诗。中国民间一直有“顺口溜”的传统，“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之类，即使这类通俗“作诗法”，依旧是合辙押韵，琅琅上口，尚且知道黑、白可以相对。而上引所谓诗歌批评家的文章标题，虚实不分，文理不通，丝毫汉语的基本功都谈不上，让其谈诗，宛若狗窦大开，满嘴跑火车了。 不仅诗歌批评家的汉语不过关，翻开《2007中国新诗年鉴》，陈词滥调与俗字俗句遍地都是。比如第26页的李发模 《请教》：“牧羊人，一辈子放牧善良/善良的乳汁，奶壮了马背上的民族/鹰一样飞翔/然同时喝奶”，而在隔壁的第27页，则赫然有郑铃的《我被梦找到》：“梦比夜长/我被梦找到：/从巴山夜雨中启程/为赴约夺门而出”。如此诗歌，如此语言水准，实在让人想象不到汉语言已经有了三千年的历史。过去，中国有敬惜字纸的传统，如今，世界流行环保主义，最近两年国际纸张价格飞速上涨，不管从哪个方面考虑，这些字句都不应该以诗歌的名义印刷出版。 诗言志
诗歌写作是有门槛的。中国诗人一向喜欢说“诗言志”这三个字，以此声称诗歌就是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就是诗歌。这种对待诗歌的态度，如果应用于青春懵懂，大体适合。俗话说“人不写诗枉少年”。年轻的时候，知慕少艾，写两首情诗，心情激动，喊两句口号，酒喝多了，骂两句脏话，都可以获得理解，“谁没在年轻时犯过错误”。然而，若以为写诗就是如此简单，那就是糟蹋了诗歌这两个字。比如第222页，泉子的《致女孩》：“美丽而快乐的女孩，在西湖大道/和延安南路的十字路口/你并不知道，或者你已经忘记了/你那不经意的一瞥曾给予我怎样的感伤/不，这不是嫉妒/而是源于心灵深处的感激与怜悯复合而成的/一种微妙的情感”。还有第145页周瑟瑟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我们在武汉彻夜不眠，长江水流急，轰轰火车经过武昌城/我们头枕黑色封皮的大十六开本《长江丛刊》/每月遗精一次，学会了喝酒、抽烟与手淫，学会了吐血”，其副标题写着“献给先冰、甘阳、志扬先生”，不知被献者读诗的时候是否在大口吐血。 敬惜字纸，在此不再多引。“诗言志”这三个字，在古代汉语里，并不是“诗歌等于说出心里话”，而是，诗=言+志。这里的言，不仅是“说嘛是嘛”，须知孔夫子早就教导过“言而无文，行而不远”。这里的志，也不仅是“想嘛是嘛”，须知中国古代有“猛志固长存”、“志存高远”等说法。所谓诗歌，意味着诗人首先掌握了语言，其次，诗人所思所想，并且经历得起群众的检验和时间的淘汰。大到家国，小到儿女，诗人所企图表达的，不仅是个人的私密，而且是并且超越了一时代一地域一群体的共通之情感、行为、心理变化。举个简单的例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今的读者，不需要知道诗中的“慈母“不是“慈祥的母亲”，而是“承担着抚养行为的父亲之妾”，却可以体会到母爱的熨帖和远行者的思家之情。这种“志”是共通的，可以让读者在体会的时候忽略掉具体的个人性细节。 劣币驱逐良币
以“诗言志”的标准来检验《2007中国新诗年鉴》，虽然垃圾不少，但好诗依旧存在，比如蓝蓝的《我知道》、黄灿然的《炉火》、朵渔的《妈妈，你别难过》、姜涛的《伤逝》。只不过，好诗与坏诗为伍，仿佛黄金落入粪坑，佳人进入贼窝，徒唤奈何。 这就是中国诗歌当下的处境。这本出版于2008年10月份的《2007中国新诗年鉴》反映了最近几年诗歌圈的热闹。热闹者，新闻不断也，既有“梨花体”之类的网络狂欢，也有“诗歌拍卖”之类的行为艺术秀，更有“打工诗人”郑小琼的一夜登上大小媒体（写诗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行为。古往今来，做体力劳动的诗人比比皆是），还有汶川地震发生后层出不穷的悼念诗（用诗歌表达悲痛，固然可以理解。但好的诗歌，其情感以及情感的表达方式首先是独特的，然后才是共通的）。 今日境况似乎在十年前就有端倪。在此列举《1998中国新诗年鉴》诗歌理论卷的一些文章标题，《秋后算账——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作者沈奇）、《告别历史》（作者李青果）、《远逝的亡灵——关于世纪末诗歌的死亡预言》（作者吴义勤、原宝国）、《世纪末诗人之死的文化症候分析》（作者王岳川）。忙不迭的宣判，忙不迭的算账，忙不迭的告别??你方唱罢我登场，锣鼓喧天闹新春。 今年据说是中国新诗100周年，“一百年太久”，如果视《中国新诗年鉴》自1998年至2007年的十年九本年选，视作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样本，则只能说，好诗不是没有，而是稀少，好诗人不是放弃写作，而是拒绝凑热闹。《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入选者，绝大多数都有着十年乃至二十年三十年的写作经历，这批诗人入选《2007中国新诗年鉴》者寥寥无几。这并不是说明这些诗人不写了，中国诗歌的新一代在茁壮成长，而是说明，诗歌越来越像速食面，诗人越来越像超女秀，歪瓜裂枣，来者不拒。在这种喧嚣的情况下，很多优秀的诗人越来越吝于发言，好的诗歌越来越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劣币驱逐良币，诚哉斯言。
这当然怪不得《2008中国新诗年鉴》的编者和出版者。能够持续十年地做一件事情，其毅力足以让人感佩；久在鲍鱼之肆，也是身不由己。这就是中国诗歌的当下。 电子报编辑：碎碎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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