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南都周刊：韩雨亭 南都周刊编辑: 张鹏
 美国安利公司执行副总裁、安利大中华及东南亚地区行政总裁、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李锦芬。
10月30日，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LG厅，豪华而舒适。郑李锦芬坐在那里，用具有浓厚香港口音的普通话回答着来自各个媒体记者的提问，衣着考究的她保持着一贯的优雅仪态，时不时会冒出莞尔的几句浅浅幽默，让全场大笑。
她给记者的时间并不多，只有一个半小时，此后她会乘坐专车赶往国家大剧院——中国妇联在那里组织了一场京剧的专场演出。两个小时前，郑李锦芬刚刚当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第十届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是中国女性参与政治的权力组织，安利公司许多销售代表是来自中国社会的基层女性，对郑李锦芬影响最大的也是一位女性——她的母亲，一位自信、乐观的女人。
8月27日，郑李锦芬获得了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百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称号，这又是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身份确认。
她的确是一位出色的女性管理者，她领导的安利中国公司是一个拥有十几万营销人员的庞大系统。在我们的惯性思维中，一个女人如果在事业上获取认可，那么她可能很难在家庭生活里有同样的杰出表现，而郑李锦芬则会告诉你：“我是一个贪心的女人，鱼和熊掌，我都要。” 跨进“汪洋大海”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驻北京记者的吉福德曾经得到一项梦幻般的任务——为期两个月的公路旅行，从上海沿312国道到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境内，总共达4800公里。在这段旅途中，他碰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一群安利的销售代表，他们用“传教士”般的热情在戈壁滩上销售着口气清新剂。 这就是安利多年“布道”的成果，它已经把安利的产品和理念延伸到了中国贫困的地区。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庞大的新兴市场，安利，也是一个庞大的商业组织系统。
在1997年时，安利（中国）营业额已达15亿元，2007年，这一数字扩大到130亿元。但郑李锦芬说这还不是她满意的“成绩单”，她的目标是2012年，安利在中国的销售额变为240亿元。
作为安利在中国最早的“布道者”， 郑李锦芬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1977年，她加盟安利香港公司，此前身为香港政府的高级公务员，让她学会了如何有效地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当时安利香港公司尚处初创阶段，除总经理外，算上秘书、前台兼文书、司机兼送货，以及兼职的会计，总共只有4个半人，每个月的销售额也仅是几千港元。那时她学习的第一件事是“每天上班后为老总冲杯咖啡”。
站在另外一个角度，这为她提供了一个巨大表演舞台，凭借出色的业务和外交能力，三年后，她的身份变为安利公司在香港的全权负责人。
这时，安利已深深地扎根香港，郑李锦芬也开始思考如何把它的商业模式向亚洲许多地区进行扩张和复制。事实上，安利公司曾力图向台湾地区复制安利的“直销模式”，但当时恰逢台湾政府肃清“老鼠会”，处境困难，业绩不佳。1987年，她再次受命前往台湾，这次她终于改变了局面，让安利成了台湾最知名的直销公司。 上世纪8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进行第三次转型，轻工业主导型经济模式已难以为继，经济趋向萧条，如果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只能在结构上进行“升级”。解决方法即是把大量的制造业北移，这种风气又与中国大陆地区提倡的改革开放形成了合力。香港全面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而此时的安利也必须寻找它的新的生存空间。
郑李锦芬把眼光盯准了倡导改革开放的大陆地区，她认为那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巨大市场。而她在提交给安利美国总部的书面报告上写道：“不在中国设分公司，就不算跨国公司。”
“我们一直想来中国，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是摸着石头过河。1992年邓小平南巡了，不再有不踏实的感觉，我们更有信心。”她说道。
她还曾以女人特有的感性语言把香港比作是小河塘，台湾是湖泊，而内地则是大海。为了设立公司，她跑了很多地方。为了阐述安利的生产和商业模式，她四处拜会各级政府官员。当时，广州经济开发区还是一个刚开发的“荒芜地”，没有公共交通，也没出租车，她只有穿着筒裙、坐着摩托车前去拜访开发区的管理者。不过，接待她的那位官员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态度很好，没有令人讨厌的傲慢和官腔。”
1992年，安利（中国）日用品公司在广州注册，并投资1亿美元建立了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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