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编辑:潘葱霞 记者｜ 陈鸣 北京报道
 穿着白衣白裙的曹靖在他的小房间里，裙子是他最喜欢穿的衣服，白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他的小房间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而且大部分是哲学、美学、社会学的著作。 储璨璨 摄
他是个“酷儿”。
44岁的曹靖一袭白色长裙站在讲台上，胸前系着一条红丝巾，脸上还有些许胡子拉碴。 在以男性着裙为社会禁忌的中国，1米8身高的曹靖可谓出格。在炎热夏天，他甚至穿短裙。尽管拥有男性的外形，但曹靖坚持认为自己是曹靖本身，一位跨性别主义者，拒绝被二元论划归为男性或者女性，这包括身份证上的性别标注。 相对于已进入公众视野多年的gay（男同性恋者）和lesbian（女同性恋者），曹靖这样的跨性别主义者更是少数人群中的少数。相对易装癖者这个称呼，曹更愿意自认是“酷儿”。“酷儿”，英语“古怪”（Queer）一词的音译，反对男女性别二元划分，一开始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者的贬义称呼，后逐渐演变成性少数派的自我称谓。 他的听众，是北京林业大学的200多名大学生，这是他们公开身份走向大众所必须经历的起点。提供这个讲台的是这个学校心理系讲师方刚，一位国内活跃的性学学者，曾经为了研究男公关行业在深圳实地蹲点两个月。这一次，他请来了一位“酷儿”、一位变性人、一位男同性恋者和一位女同性恋者，他让这些性少数者现身说法，发出“被掩盖的声音”。 这是方刚第二次试图在课堂上拉近性少数人群和学生的距离。他说：“这个群体存在于社会，却不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尤其是性少数者的性取向被大部分人认为是一种病态，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大学生是知识层次比较高的群体，更能宽容地接受这种客观存在。” 尽管没有一个全面的统计数据，但实际上所谓的性少数人群未必是少数。2005年方刚在新浪上发起一个调查，总共有23223人参加，调查的结果是：有37.56%的人自认为属于性少数者——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双性恋，十个投票者中就有一个。如果只计算性少数者当中的同性恋者，据社会学家李银河推测，人口数量也达到惊人的3600万-4800万。 我们不是火星人
“在和别人第一次见面时，我会介绍自己是同性恋者，这是我的重要身份。” 主讲者之一、男同性恋者江晖，是国内著名的同志网站“爱情白皮书”的负责人。 他发现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性少数人群沉默得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我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不是火星人，而是和所谓的‘正常人’一样，在这个社会中生活。” 另一位主讲人、变性人蔡伊伊，则想替广大的“姐妹”们说几句话。到场的四位主讲人都抱着这样的心态：不要躲在角落里，要主动地站出来介绍自己。这是消除社会对性少数人群恐惧心理的第一步。 但迈出这一小步并不容易，在一些人看来，这几乎是向整个社会“正常”人群宣战。 讲台上，曹靖描述了他平时穿着裙子出门时的情景：“街上的人有惊讶，有愤怒，有的指指点点，有的落荒而逃。邻居家有个司机，时常坐在驾驶室里咬牙切齿地盯着我，他的脸在变形，肌肉在抽动，那神情如丧考妣。”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性少数者是一种“病”，一种“变态”。“但事实上除了‘性趣’不同，他们与‘常人’无异”，方刚说。 方刚解释说，酷儿本身就反对定义，他们认为人生是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就像饮食习惯，“性趣”也是变化中的。如果从广义上说，像李宇春这样带有男性色彩的女性，或者那些喜欢扎耳洞的男性，都可以说是“酷儿”的一员，因为他们挑战了传统观念中男的应该怎样言谈行事，女的应该如何穿衣打扮的标准。 对于性少数派的陌生，在现场交流中可见一斑。 一位女大学生好奇地询问主讲人、女同性恋者白咏冰扮演的是男性还是女性角色，而事实上，白咏冰自己也无法精确解答，因为男女划分本来就是异性恋的标准。 有许多学生询问几位主讲人的童年经历，试图以此探明，少数者的性取向是先天还是后天形成的。这样的提问遭到曹靖的反对，“这个提问本身就是歧视的，这是询问 ‘病’的时候才说的话。” 性少数者的代价更大
蔡伊伊本来在一家银行工作，但随着“他”逐渐表现出“她”的身份，工作和家人的支持同时失去。最后为了做手术，她不得不到色情场所表演赚钱。 要冲破一道由社会文化、道德等种种因素竖立起来的壁垒，性少数者的代价，比普通人更大。 与蔡伊伊一起到场的冉冉是北京一个TS组织的召集人（TS是英文单词“变性”Transsexual的缩写），她深知这样的辛酸，很多“姐妹”变性之后，社会已经不接纳她们了。“有的人认为变性人更容易从事色情业，但实际上是社会不给他们和常人一样的生存空间。”冉冉说。 冉冉现在事业有成，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白天她以男人身份努力工作，夜晚她只能陷入孤独之中。“没有人是脑子一热做的手术，我们也一样需要爱情，当它不像常人那样触手可及时，更显得无比诱人。这是那么多姐妹飞蛾扑火原因。” 曹靖也有相似的经历。原先在一所中学教书的他，在学校拒绝西装革履上课，教学“自由散漫”，被校长训斥“没有为人师表的样子”，有一次他在英文课堂上播放“神秘花园”的音乐，招来校长的大发雷霆，事后就不再让他教学，收入剧减。曹靖说真正的原因是他看起来越来越与同事们“不同”。在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异性婚姻之后，曹靖终于穿上了裙子，走在大街上。 相对而言，同性恋者如今受到的社会压力已小得多——他们有幸成为性少数人群中站出来的多数。 但是，就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同性性行为在法律上仍属“流氓罪”的一种。那时候的同性联系只能在一些隐秘的“点”交流——公共浴池、公厕、公园、公共阅报栏、公共车站。在很多聚会场合，警察们会假扮成同性恋暗中监视，稍有亲昵举动，一个“流氓团伙”就会被端掉。江晖说，“那时候媒体上对‘同志’的称呼是‘同性恋患者’，同志被视为病人的一种。” 1999年的香山科学会议，为政府和同性恋社群提供了沟通的渠道。接下来，艾滋病的蔓延，打破了政府与同性恋群体之间的壁垒，并最终将他们纳入到艾滋病防控体系中。但负面后果是，同性恋不得不与“艾滋病”捆绑在一起。 我们可以结婚吗？
曹靖是少数公然宣称自己“绝不沉默”的人。 他急于向所有与他交谈的人介绍自己的“酷儿”思想，他学了五门外语，每天浏览德国的“酷儿”网站，他乐于成为最“酷”的那个“酷儿”。在他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塞满了甘地、马尔库塞和福柯的书。 父亲在1977年秋天就已经过世，曹靖与80多岁的老母亲住一起。母亲对这样一个“怪”儿子既心痛又难以接受，一度提出要搬到养老院去住，曹靖说：“你不认我这个儿子，可你还是我的母亲。”后来母亲也慢慢不再干涉儿子的举动。有一天，她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一个80后作家发起的活动，建议参加活动的男人穿上裙子，她拿着报纸瞅着曹靖大声说：“看！我发现了你的同党！” 家庭的压力是一直存在的，毕竟社会现实和大学课堂相去甚远。更多时候性少数者不得不隐姓埋名。这次，方刚感到遗憾的是，很多性少数人群选择了沉默，没有请来像恋物者、SM这样的人。 像蔡伊伊这样站到课堂上的变性人更需要莫大的勇气。大多数变性人会融入女性生活，隐瞒这段历史。冉冉和女性朋友去逛街的时候，“看到喜爱的服装、配饰和包，只能像男人一样假装漠视不理”，她说等变性手术后就会离开公司，换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生活。 像冉冉这样有独立谋生手段的TS并不多，很多人不被父母所接受，从小负气离家，缺乏教育。一些人因为找不着工作不得不去卖淫，还有一些人则自杀了结。网络成了越来越多性少数派情感的出口，将少数人群脆弱的力量聚合。 1998年8月，在广州，第一个“同志”虚拟社区“广州同志”建立，它首先改变了同性恋者们躲在公园的阴暗处徘徊的习惯，让同性恋者之间的交往变得便捷。1999年初，“爱情白皮书”网站建立，江晖在那里接触到了“和自己一样的人”。2000年，穿上裙子之后的“酷儿”曹靖，在一次网络投稿中与方刚认识，从此有了“酷儿理论”上的学术交流。 交流只是第一步，更多的权利诉求还在漫长的今后。 婚姻，江晖认为这是目前最应该争取的权利，并不是因为性少数者都要求结婚，恰恰相反，有很多“同志”认为婚姻是一种异性恋的产物而反对结婚，但目前的现实是婚姻和很多权利结合在一起，比如财产继承权、探视权。“性的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更不能因为性取向的区别而剥夺了少数人的幸福。可以像异性恋者一样自由结婚，本身就是权利平等的一部分。” 曹靖同样期盼着他的爱情，乃至婚姻，尽管这很难——也许他连朋友都不会有。北京奥运会召开那一天，大学同学在公园里聚会，他还以惯常的裙装赴约，最后不得不自己悄悄离开，早年相处甚欢的朋友如今避之唯恐不及。 现实中他依然被视为“怪物”。 他们属于性少数派
T G (Transgender)易性者/易性癖，在外观或生理上有转换性别诉求的人，包括易装者及变性者，为T S / T V /C D之统称。
T S (Transsexual)变性欲者，俗称变性人，认定自己为错生于另一性别的身体，并希望能过着与自己生理性别相反的异性生活，有人透过手术转变性别以满足心理诉求。 C D (Cross dressing/Crossdresser)反串/易装者，爱穿上异性服饰的人。 T V (Transvestite)为易装者的旧称谓，与C D之名近义，但TV多指为满足性欲，或在性爱过程中以易装来取得高潮，有时亦会与恋物癖拉上关系。 Drag Queen/King舞台反串者，以道具及异性服装表演谋生的舞台工作者。 Queer 酷儿，一开始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者的贬义称呼，后演变成性少数派的自我称谓。“酷儿”反对男女性别二元划分。 电子报编辑：碎碎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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