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编辑：李瑞强
百家讲坛
第三十八期
（特约）对话人 层出
 有人这样描述“香港三大词人”：林夕多情，黄伟文摩登，周耀辉另类。周耀辉给人烙下“边缘词人”印象，不仅因为他是业内的极少数个案代表：发表第一首作品便震惊乐坛、笔下之作几乎首首堪称经典；不仅因为他在词作巅峰期突然从香港人间蒸发迁居至荷兰；更贵在他坚持突破香港红男绿女的情歌重围，高明地往现实取若干瓢饮，社会、历史、宗教、性别、文化等宏大事物在他诡秘的文字里变身成淋漓尽致的讽喻对象或醉生梦死的人物。
 今年7月12日，周耀辉在广州讲“我、我们和我们的流行曲”，让人无法把面前这个安静书生模样、有着孩童般好奇心的男子与那些狂放恣意的歌词联系起来。
人物简介
周耀辉，1961年生，毕业于香港大学。1989年凭借为达明一派所作《爱在瘟疫蔓延时》一鸣惊人，后成为黄耀明御用词人，并为黎明、王菲、林忆莲、莫文蔚、卢巧音、谢霆锋、陈奕迅等众多艺人作歌词近百首。1992年移居荷兰。2005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进行媒体类博士论文研究。个人文集作品有《梳头记》(1990)、《道德男人》(1996)、《词.文.观》(2007)及双CD词作精选集《18变》(2007)等。 《天花乱坠》——香港词坛杀出一匹黑马
“和达明一派、黄耀明合作，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1989年，凭借为达明一派创作的《爱在瘟疫蔓延时》，周耀辉一鸣惊人。此后，在达明一派《意难平》和《神经》两张专辑中，周耀辉用《忘记他是她》、《天花乱坠》、《皇后大盗》、《天问》、《爱弥留》等一批对现实题材大胆批判的作品尽显才情。1990年达明一派解散后，周耀辉的词继续在黄耀明前卫妖冶的音乐中惊艳暗涌，二人惺惺相惜合作多年，黄耀明得“新浪漫的音乐革命家”一评价，周耀辉功不可没。
南都周刊：1989、1990年最初和达明一派合作的那批作品，为什么可以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
周耀辉：那是一个大时代，香港当时有很多不安定和可能性，回归的消息给香港人一个震撼，我们的思考停不下来。流行歌对社会现实的感应是很灵敏的，所以我写政治、性别这些另类话题有很大的颠覆空间。 南都周刊：和黄耀明并肩作战20多年，直到《若水》专辑还有惊艳。关于敏感题材，和黄耀明合作的作品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 周耀辉：有一首《排名不分先后左右忠奸》，是我和明哥聊天聊出来的。香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一首《明星歌》，里面列的都是当时明星的名字。于是我们决定把现在香港的歌星、影星、政治明星、作家、公共知识分子列出来，想告诉大家，这些人的“光”每天都照在我们这些小市民身上。 南都周刊：你们俩有意见不一的时候吗？ 周耀辉：其实都会有很多磨合。比如《天花乱坠》这首歌是用流行文化的方式在讽刺流行文化，里面有一些很通俗的词，比如“股票”、“工作报告”、“炒菜”之类，而因为之前达明一派的风格是很文艺的，所以明哥就会有些担心。后来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 南都周刊：和达明一派、黄耀明的合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周耀辉：和他们的合作给了我很大的空间，我可以很自由地写。现在，来找我写歌的人都会知道我的长处和风格，不管对方是不是主流歌手，我还是擅于写有点奇怪的东西。另外一点，听黄耀明歌的人都会很注重里面歌词的意义。 世纪末的嬉戏——香港流行乐黄金时期
“另类不一定好，主流不一定差” 1992年，周耀辉突然离开香港远赴欧洲定居的举动，甚至引发香港时事杂志大标题猜测。远在荷兰过起了读书+写词+看电影/听音乐/泡酒吧的日子，周耀辉却从来没有脱离香港流行乐的脉搏，也未错过香港流行音乐的全盛时期。从词人“个体户”时代，到先后与宝丽金、滚石、英皇等大集团签约，周耀辉为黎明、王菲、林忆莲、莫文蔚、卢巧音、谢霆锋、陈奕迅等艺人作词近百首。主流与边缘之间，他始终有自己的控制。
南都周刊：上世纪90年代你给许多天王、天后级的歌手写过歌，他们那时都处在巅峰时期，对你自己的创作轨迹来说意味着什么？
周耀辉：这一类歌手的音乐平台很强，它们需要面对主流大众，所以我要做妥协比较多，可一定会在主流里保留自己可以玩的空间。比如说跟黎明的合作吧，《Happy 2000》是我第一次写Rap，“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那句里面其实有我对香港政治的质疑；《会客室》讲的是有一个空间，里面有见到陌生人之前的遐想和欲望；还有一首讲同性恋情的《DNA出错》，跟黎明的风格错位很大。和这些歌手的合作会让我觉得大路与边缘之间不存在好坏之分，另类的不一定好，主流的不一定差。 南都周刊：当时在接到某个大牌歌手的Demo时，怎么去给对方量身定做？比如说给王菲写的《流星》和《色盲》。 周耀辉：《流星》其实是我和刘以达给一个日本女歌手写的，因为她汉语不好，后来找王菲唱，她完全把这首歌唱活了，有一次我在鹿特丹偶然看了一部叫《北京故事》的电影，里面的插曲居然是《流星》，这首歌居然在北京也流行，我当时很感动。2001年的时候，我和黄耀明说终于等到给王菲填词的机会了(笑)，她一直以来的作品都太优秀了，所以我有点战战兢兢。根据王菲的风格来写《色盲》，写两个不管多亲密的人之间都有距离，我看到的黑白你永远都看不到。 南都周刊：这部分歌手里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创作过程吗？ 周耀辉：给莫文蔚写过的《开水与白面包》吧。当时李焯雄对我说，我们要塑造一个不一样的莫文蔚。我们觉得她很独立、自信，而当时台湾的女生普遍处于一种比较温柔、可怜、甚至乞求爱情的状态，陈淑桦《梦醒时分》就是一个典型体现。“不知道是你的味道不好，还是我的胃口不好”，就是要这种干脆、勇敢，不要拖拖拉拉、哭哭啼啼。这首歌在当时的台湾校园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二十年后——站在新生代歌手身旁
“我开始写一些小事情、小问题、小幸福、小感动” 近年来，周耀辉开始为方大同写《爱爱爱》，为麦浚龙写《雌雄同体》，为薛凯琪写《糖不甩》，为at17写《Over the Rainbow》，为泳儿写《送我一个家》。周耀辉与新生代歌手之间的频繁互动是一个“大时代”已过去的提示？
南都周刊：我注意到你最近为很多新生代歌手写了不少歌词。创作思路有什么改变吗？
周耀辉：我开始写一些小事情、小问题、小幸福、小感动。比如给薛凯琪写的《糖不甩》，就是因为她很可爱、很甜，所以产生灵感，写味觉上的“甜”跟感情上“甜”之间的关系。但给Juno写的《雌雄同体》，其实是《忘记他是她》性别主题的延续；给方大同写的《爱爱爱》还是对老是歌颂爱情的流行文化的批判；给泳儿写《送我一个家》，是写一对小恋人看着夜景，开始计划存钱买一个单位开始新生活，尽管香港已经有很多类似“君临天下”这样浮夸的楼盘。我还是会把自己的思考放在歌词里，只是不想用很沉重、严肃、痛苦的方式来表达，我不是政客也不是革命家，轻和重都好，最后都要有个“松”的效果。 南都周刊：可以理解为香港流行文化里孕育大问题类现实题材歌曲的土壤越来越少吗？ 周耀辉：那个“大时代”过去了，现在大家思考的东西比较小，比如我是念什么专业的，我的工作之类。但香港还是有不少人在做现实题材，比如my little airport、the pancakes、农夫、林海峰等等。还有，其实爱情也是现实呀，风花雪月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现实。再看内地，比如左小祖咒、周云蓬和小河，我觉得他们在做真正的音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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