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编辑：李瑞强
百家讲坛
第四十一期
对话人 宋寻
 张有待简历
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电台、现场双料DJ，致力于摇滚乐、爵士乐、电子乐的传播。职业音乐推广人，是“中国第一个在电台播放摇滚乐的，第一个做爵士乐的，第一个放布鲁斯的，第一个放电子乐的DJ”。从最早的《新音乐杂志》、《午夜蓝调》开始，到《人人可以弹吉他》，以及后来的《ListenFM》和《DanceFM》，再到现在的《我的音乐生活》，被认为是“影响了一代人”的DJ。90年代后多次组织摇滚乐队演出，曾参与美国格莱美颁奖礼、荷兰北海爵士音乐节、苏黎士电子音乐节等现场转播，2003年策划首支世界顶级乐队山羊皮SUEDE在中国的演出。  2007年12月22日，张有待在北京大学，与王家卫聊《蓝莓之夜》音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DJ这个工作既是传教士，也是为人作嫁衣。
意气风发，早就烙上传播者的标签
“介绍摇滚音乐的节目，却不能提‘摇滚’！” 南都周刊：听说你从大学时期就开始扮演起了“摇滚音乐传播者”的角色？
张有待：呵呵。那时候我在宿舍里放摇滚乐，就是崔健的《一无所有》。其他5个人都抗议，他们觉得这是便秘时发出的声音，很难听。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又都问我：“能再播一遍那歌吗？” 南都周刊：上世纪90年代初，在还相对比较保守的社会环境下，电台为什么会找到你做这么一档关于摇滚乐的栏目？ 张有待：当时电台正在改革，从以前那种比较传统的形式，改成了直播、热线这种模式。那时候电台开始慢慢商业化，希望通过听众收听率来吸引广告，也希望吸引一些年轻的听众。所以电台想让音乐的类型更多样化一些。但那时候电台自己本身的资源也是很有限的。北京音乐台成立3周年的时候，台长找到了我，让我来做“摇滚音乐杂志”这档节目。在那之前是没有人做过这种类型的节目的。 南都周刊：当时播出后反响如何呢？ 张有待：轰动。我每天可以收到成筐成筐的来信。你想啊，之前电台里面放的音乐都什么革命歌曲、古典音乐、交响乐，就算后来也只会播些港台的流行音乐……突然有人可以放The Beatles，那是什么概念？严重点说，感觉就像变天了一样！当时资讯不够发达，大众没有什么得到信息的渠道。那个时候是很封闭的，几乎很少有人能听到这样的音乐。所以这样的音乐对他们来说是相当新鲜的。 南都周刊：听说这档节目曾经惹过不少麻烦？ 张有待：嗯。一些比较保守或者年纪大的听众会听不惯，他们就向电台投诉。节目停播几个星期啊，做自我检讨啊，这些处罚都是常事儿。我的节目最开始起的名字叫“摇滚杂志”，播出几个星期之后，被迫改成了“新音乐杂志”。节目里不准出现“摇滚”两个字。介绍摇滚音乐的节目，却不能提“摇滚”！ 南都周刊：为什么对“摇滚”这两个字这么敏感呢？ 张有待：没有为什么，就是不允许。记得王勇有一首《安魂曲》，他的音乐是把摇滚乐和民族音乐结合起来，还有一些佛教的元素在里面。我在电台播放以后引起了很大的骚动。领导觉得“安魂”，好像是要给谁招魂似的，不让播。还有1999年因为在节目中播放沙子乐队的《膏药》，而致使这个节目从直播被改为录播。崔健、唐朝和黑豹的音乐被禁播，更是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主要是，那会儿一些“反精神污染的思想”还在，人们的思想比较闭塞和保守。 能感到共鸣的90年代
“崔健那个时候还只能小型演出，经济窘迫” 南都周刊：那时候摇滚乐手们的状态都是怎么样的呢？
张有待：当年崔健经常在北电、美院这些大学的食堂演出，都是非常小型的演出，经济也比较窘迫。那时候唐朝乐队还没有组建，我在美院的宿舍里，认识一个胖胖的、个很高的男孩。他是一个学生乐队在外面请来弹贝司弹的，那个人就是张炬。他那个时候才开始有了组建自己的乐队的想法。 南都周刊：你做过不少摇滚乐的演出，相比现在，是不是90年代中的市场反响会好很多？ 张有待：当然是。那时候除了听流行，就是听摇滚。虽然门票价格不高，但是观众相当热情。记得我做过最火的一次演出是1997年，在拉萨迪厅做的一个新年晚会，当晚有唐朝、子曰、新裤子、清醒、瘦人等，大概20多个乐队。最后演到早上6点还没演完。看演出的观众从下午四五点就堆满了门口，很火爆。现在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人的选择也多了，每个种类的音乐都有自己的听众。而且那时候做音乐人没有想说要卖多少张唱片，听音乐的人也没有想说花多少钱去买。当时做音乐是为了表达自己，听音乐的人为了能够感受那种共鸣，所以那个时候的气氛是特别好的。 南都周刊：据说你的节目，在当时的摇滚圈能一呼百应？ 张有待：其实当时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上课的时候听我的节目，然后才开始自组乐队。在节目里，我除了介绍外国乐队以外，还介绍很多国内的乐队。有好多乐队都来找我，去看他们排练，如果我觉得不错，会录一些小样，在节目里面播放。那时候推广摇滚音乐的途径特别少，杂志只有《音像世界》，电台就我这一个吧。 南都周刊：这几年几乎没有好的作品诞生，只能靠摇滚老炮们撑撑场，中国摇滚是不是真的已死？ 张有待：我觉得很简单，就是靠作品说话，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在任何时代都需要能打动大家的声音。现在的问题就是杂念太多，唱的人和听的人都不是想着一个共同的点，所以永远碰不到一起。 产生了影响几代人的力量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的聆听经验更丰富” 南都周刊：刚开始去电台上班的经济收入是怎样？
张有待：很差，一个月才500元，人家涨工资我还不知道。后来是因为我去其他电台做一个节目，台长不同意了，问我：“工资多少？”我说：“500元。”台长立马给我涨钱。比方说我在音乐台主持节目，是小时工资，才一个小时，我就只能拿一百块，所以一个月才1000元。我甚至一直不属于电台的编制。其实我不仅仅是电台DJ，我也是CLUB的DJ。在中国同时做电台DJ又是CLUB的DJ的，只有我一个人。 南都周刊：90年代中后期，为什么你的栏目中慢慢出现了更多元化的音乐类型？ 张有待：就像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我是一个音乐传播者，而不是一个摇滚乐传播者。从80年代喜欢摇滚音乐，到90年代开始喜欢电子乐，我觉得音乐上要不断探索，接受新的东西，才比较有意思。1996年我刚开始播电子音乐的时候，很多听朋克音乐，听金属音乐的听众接受不了。这样做的话就意味着我要放弃很多听众，但我觉得必须这样，应当开辟一个新的领域。现在我的节目音乐元素更多了，有摇滚、电子、爵士，我本身对音乐喜爱的种类就很多。音乐代表的是一种选择，人可以有更多选择，每一个选择是一种尊重，每一个选择代表你可以在喜欢的音乐中找到你自己。 南都周刊：据说你从不在节目里放烂歌？ 张有待：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拿歌来找我，希望我能够在节目中介绍一下，但是有时候我真的做不了，挺为难的，不过还是会婉言拒绝。当然判断好坏的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准则。不过我敢说，在北京甚至是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的聆听经验更丰富。我对流行音乐的了解，加上对音乐的历史以及其他方面知识的掌握，才能够对音乐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 南都周刊：你第一次参加国外的音乐节是在什么时候？ 张有待：1996年。我第一次去丹麦的摇滚音乐节，崔健去参加的那个。10万观众，四天四夜搭台演出，有很多很多摇滚乐队，我觉得很吃惊很激动。那时候就有了想在中国做第一个音乐节的梦想。这么多年电台节目只是我的一部分，通过这个节目我还做很多跟音乐有关的东西，举办过大大小小的演出，比如“山羊皮”那次。我在英国看了他们的演出觉得特别不错，就去后台找他们的经纪人，希望“山羊皮”亚洲巡回演出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后来他们2001年去香港演出的时候，我就邀请他们来了北京。 南都周刊：有人说你的几档节目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张有待：岂止一代，是好几代。有很多人告诉我，在听我的节目之前他们听的是张学友、刘德华，听了我的节目才开始知道Beatles、Nirvana、Oasis等等这样的乐队，开始改变了。后来我做爵士乐节目，很多听众白天听我的摇滚乐节目，晚上听《午夜蓝调》的时候说，觉得那些音乐太老太单调没意思，后来有听众写信给我，说已经疯狂地喜欢上了布鲁斯和爵士乐。我做舞曲节目，很多听众也接受不了，但后来也慢慢接受并改变了初衷。我觉得音乐是需要感染和传播的，我为自己在音乐推广上所做出的努力自豪。 记者手记
简简单单的T恤和毫不起眼的小平头，极具亲和力的微笑，清晰的思路，平和的眼神，和毫不张扬的谈吐，使有待看起来与这个黑白颠倒、叛逆前卫的圈子有些格格不入。在这个网络时代，人们早已经忘记了收音机的模样。但张有待却没有忘却那幅用音符描绘的美好蓝图，坚持不懈地屹立在世界音乐的最前沿，用近二十年的宝贵时间，和热爱音乐的人们一起回味、享受、探索、追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有待用他“既是电台DJ，也是CLUB的DJ”身份，影响了一个时代，改变了一代人的听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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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报编辑：SUMMER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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